晚清時期的「烏托邦想像」，呈現於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也呈現於如《新法螺先生傳》那樣的宇宙遨遊，甚至呈現於如《女媧石》那樣聚集了女科學家和女革命家的「女性烏托邦」，但其基本格調依舊充滿了「感時憂國」的民族國家情結，並沒有真正擁抱人類情懷和普世價值。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不得不在滿世界流亡，然而他的烏托邦想像，則超越了家國的界限，走進了全人類的視野中。
早在一九○二年，康有為就完成了他的烏托邦理論著作──《大同書》，不過在他去世之前都沒有完整出版過，直到一九三五年，他去世八年後才出版發行。經歷了整整一個多世紀，當我們重新閱讀《大同書》，似乎明白了他當時為何不肯出版，因為他的許多主張都太「超前」 、太「先鋒」了，一般人很難接受。今天我們雖處於全球化時代，也未必能全盤接受康有為的去「九界」：國界、級界、種界、家界、形界、業界、亂界、類界、苦界。在我看來，最難以理解、最受爭議的，恐怕還是「去家界」吧。他有一章關於破除婚姻的論述：「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擇，情志相合，乃立合約，名曰交好之約，不得有夫婦舊名。蓋男女既皆平等獨立，則其好約如兩國之和約，無輕重高下之殊。若稍有高下，即為半主，即為附庸，不得以合約名矣……男女合約當有期限，不得為終身之約……婚姻期限，久者不許過一年，短者必滿一月，歡好者許其續約。」這樣一來，男女似乎達到平等獨立，男女的情欲似乎可以達到最大的自由，而且因為有他所設計的「公養制」，老人及其孩子都有公共設施去供養，所以無論男女都不再受到家庭的任何羈絆。應當說，這樣的大同想像很了不起，它有力地衝擊中國根深柢固的以家庭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至今仍不失其進步的意義。但是，這畢竟是「烏托邦」，忽略的恰恰是私人空間，是複雜的人性、人情和人倫，表面上似乎男女平等了，可是還是得女性來生育孩子，而女人天性中的「母性」在公養制中該處於什麼位置，他似乎沒有加以考慮。所以其大膽的冥思中其實也包含了迷思。
扎米亞金的《我們》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是西方的兩部異托邦的文學作品，都以「私人空間」來質疑虛假的大同世界。在《我們》的大同社會裏，男女的情欲也是極其自由的，沒有婚姻，每個人只需要事先登記，在「性交日」就可以跟自己心儀的對象發生性關係，愛情和性欲也被組織化和數字化了，「號民對任一號民都如對性商品一般享有權利」。而在《美麗新世界》的烏托邦世界中，婚姻和家庭一樣被取消了，無論男女，只要互相有性吸引力，就可以自由地交配，但是他們都不認識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表面上看，男女情欲在這些烏托邦的世界中，似乎達到了最大的自由，但是這種情欲自由是建立在「同一性」和統一化的制度上的，而當任何人想自由地享受當母親的權利，或是妻子的權利，或是丈夫的權利，那都成了「異端」。淳樸和真摯的愛情，如羅密歐與朱麗葉那種生死相許的愛情，在那樣一個理性化和機械化的世界中，居然沒有生存的空間，所以男女情欲的極大自由其實是建立在極大不自由的基礎上的。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所有關於烏托邦的想像中，最難以納入「大同世界」的，恐怕就是男女之間的情和欲了。每一個個體的情感和性欲，每一個婚姻和家庭，每一個人的愛恨情仇都是一個獨特的故事，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這種「私人空間」，永遠都無法被統一化和規則化，或是公有化。兩性烏托邦中的極大自由，恐怕只能用《美麗新世界》中的「索麻」──「快樂的迷藥」來維持。吃下索麻，人們就可以永遠快樂，就不需要感受任何痛苦和掙扎，然而反諷的是，這種快樂和美好是虛假的，人們一旦離開了「索麻」，幸福感馬上就蕩然無存。男女兩性的關係，是文學創作中一個永恆的主題，寫不盡、道不盡的不光有幸福，還有痛苦；不光有和諧，還有爭吵和廝鬥。所以，關於兩性烏托邦的設計，既離不開對自由和平等的正義社會的追求，也離不開對人的自然性和人倫常理的尊重；而康有為的「去家界」拋棄人倫常理，未必能給人類帶來美好的「大同」。「烏托邦」本是國家想像，但又涉及社會，而社會又涉及家庭與兩性。兩性烏托邦的觀點，雖然有助於社會解放，但也不能免於陷入困境。所以，我並不把希望寄托於烏托邦，只致力於當下婦女一點一滴的「解放」，為女性的基本權利作一聲一響、一筆一劃、實實在在的吶喊與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