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底，我趁着中文大學的公休假，遠赴法國巴黎去進修，剛到時，人生地不熟，在救世軍宿舍「婦女宮」（根據高先生幽默的說法，是「多麼令人悠思遐想的一個住址」！）耗了好幾個月，到一九八○年初，才有機會搬到大學城，開始熟悉環境，在索邦上課，正式進入專心學習的狀態。那年二月，收到高先生的來信說：「夏志清告訴我六月間巴黎開現代中國文學的會，他要去宣讀論文。不知你參加否？」（一九八○年二月九日）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有這個會議，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應邀出席的緣份呢！到了三月底，高先生再次來信，信中除了告訴我，他在台灣聯合報上發表了一篇推薦《英語新辭辭匯》的文章外，更熱切的表示「過兩天我有事去紐約，已約好夏志清，當告訴他有人在巴黎等着會見他。我多麼希望我也能來！倒不是為了什麼文學會議，而是要由你嚮導去逛逛jeu de paume和Orangerie的美術館，多麼開心！」（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說起來，高先生就是這麼一個樂於提拔後進的長者，就像好友宋淇不吝為他人做嫁衣裳一般，經他倆穿針引綫促成的文化活動和士人往返，難以計數。

同年五月，高先生欣然來函：「志清也慫恿我六月去巴黎，他可以有『congenial company』。」接着又說，「我的朋友，也是《譯叢》的投稿人Paul Bady，不等我問，就來信說已替我安排好，請我下榻他的學校的Annex（46 rue d'Ulm），這樣子實在使我心動，很想來！」（一九八○年五月十三日）他跟着俏皮的問我，這下事情當真了，我可有後悔答應替他們當嚮導呢？五月十九日，他寄來《中國時報》的簡報，上面刊登了我在巴黎撰寫的一篇文章〈沙特之死在巴黎〉，他在報首注明說：「今天才看到的。」又過了一個多星期，高先生來信表示，那一陣子突然事情很多，要忙兒子Jeffrey的婚禮，又要去Florida接收一個剛蓋好的Condo，弄得應接不暇，不知道巴黎之行會否泡湯？「這樣就使我有點躊躇，想來想去，到底今天去將機票弄好。現在我的行程延長，要先從佛州飛紐約，然後轉巴黎。」（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儘管如此，他仍然興致勃勃，並細心周到的囑咐我，他抵達時，千萬別到機場去接機，他自己會坐機場巴士到市區的。正當萬事俱全、一切就緒的時候，突發情況，起初興沖沖籌劃的大計，臨陣變卦，來不了了！原來，高先生伉儷為了去佛州接收Condo，開了一千多英哩車，經過兩夜奔波，長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卻發現新屋「家徒四壁，百事待舉，而且南方人懶洋洋的，我們四處奔跑摸索……面對這種現實，梅卿不願我跑開，我當然也不能丟下她一人應付這裏的局面」（一九八○年六月八日），於是，他只好爽約了。為了這趟備受自責的「黃牛事件」，高先生一再解釋，先於六月七日發電報通知；再在六月八號用長長的中文信陳述：「至於我為什麼這樣上上下下、出爾反爾，也是一言難盡」；接着又在六月十九日的英文信裏再三致歉。很難想像，一個翻譯界的前輩，可以對年輕後輩如此盛意拳拳、謙遜有禮的。甚至連高太太梅卿也在一旁擔心，怕我收不到電報，白跑一趟機場去接機。其實，高先生當年之所以那麼介意自己去不成巴黎開會，主因是他原先想趁機介紹學術界殿堂級人物夏志清給我認識，既然去不了，他只有着急的在信裏提議：「我明天要打電話給夏志清，告訴他我不能去了……他六月十三日來巴黎開會時你自我介紹好了。他也是宋淇的好友。」（一九八○年六月八日）另外，他還不厭其煩的告訴我說，參加會議的還有老友徐訏、舊交許芥昱等人，似乎恨不得在學術途徑上給我提燈引路，指點迷津。

結果，那場「抗日戰爭中國文學國際會議」於一九八○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巴黎如期召開，由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主辦，獲邀發表論文的都是學術界文藝界一時俊傑，包括孔羅蓀、馬烽、劉白羽、艾青、高行健、徐訏、夏瑞安、許介昱、夏志清等，以及許多法國知名的漢學家，那為時三天的會議，真可說是群賢畢至，盛況空前，我應邀與會參加，抱着學習的態度，去聆聽高見。

夏志清發表的論文是："Tuan-mu Hung-liang's 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記得他是在第一天第一個時段中發言的，時隔多年，對於他當時演講的內容，我早已印象模糊，至今歷久難忘的卻是他發言時的動作舉止、音容笑貌。第一次打個照面，發現這位名氣響噹噹的學術界聞人，竟然身量不高、看起來也並不特別出眾，倒是一開口，那帶着滬語腔調的發言，令人感到特別親切。其實，那時候的夏志清已經五十九歲，年近花甲了，可是左看右看都不像個德高望重的大學者，反倒是個不折不扣的老頑童，說起話來像連珠炮，語速快、反應快、腦筋快，的的確確是個毫無拘束的性情中人。愛笑時就放聲大笑，雙眼發光；愛誇時就自吹自擂，口不擇言；難怪學術界很多人說他好玩，白先勇讚他是「真人」，孫康宜稱他為「快人」了！記得那次在會議中，他還跟不少與會人士就演講內容辯駁，說得興起時，直誇自己聰明、自己偉大呢！

會開完了，雖然高克毅沒有來，我仍然擔任嚮導，帶着與會的三位學者夏志清、夏瑞安和香港來的梁佳蘿去遊歷夜巴黎。記得我們並沒有特定的路線或節目，只是隨意在街上閒逛着，走到哪裏，吃到哪裏。三位來客之中，夏志清年紀最長，但是興致最高，看到什麼都要問，一面走一面研究路上的各種招牌、告示。突然，他在斜坡邊看到了一個法文字：「Funiculaire」，忙不迭問道：「這是什麼？」「纜索鐵道。」我回答。他聽了沒啥反應，自顧自接着說：「啊喲！這個字怎麼看起來這麼sexy呀！」飯後，一行人繼續在街上遊蕩，也許是喝了點酒的緣故，夏志清走到一條後巷，看到一個垃圾桶，無端端大力踢了一腳，把它給踹翻了，「沒關係！要是人家看見了，我們就說自己是韓國人！」他邊說邊得意的咧着嘴笑。可我仔細端詳了一下，他怎麼看都不像高頭大馬的韓國人，怎麼沒說自己是「日本人」呢？

那年七月中，我已經考完筆試，暫時回到香港，忙於準備研究資料，並決定次年再前往巴黎撰寫博士論文。高先生連續來了兩封信，說收不到我的音訊，怕我還在怪他失約，要跟他「絕交」了。另外，他又特別提到：「家中積存一批來不及轉Boca（按：指佛州的地址）的信函，其中有Stephen（按：即宋淇）的信多封，又有夏志清的長信。我已跟他通過話，他對你備極稱讚，自不待言。他說跟你和Gaylord Leung（按：即梁佳蘿）同餐兩次。」（一九八○年七月十六日）八月中，他在來信中又說：「請原諒，莫怪我倚老賣老，稱你為『新秀』。這個措辭很不當，因你的成就已多過我許多，但是我眼中你總是新的，秀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日）這番話，仍不失他一貫的幽默語調，但事實上，他對於後學的提攜、關懷與鼓勵，卻也溢於言表。

在重溫舊函的時刻，只覺得高先生依然在世，因為他信中的一言一語，透過久遠泛黃的紙箋，仍不斷散發出陣陣暖意和脈脈溫情。

（作者為香港著名翻譯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