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系史巴力主任在面試時說，聘我的員額為大學新撥，因為要把中文部發展成學士課程，並將再撥兩個員額支援學位課程；此外，我要負責在任職頭三個月寫出跨領域學士課程計劃書，呈大學批准。於是我參考美國大學現有的課程，設計出「中國研究學士課程」（Chinese Studies B.A. Program），必修課包括普通話、文言文、中國文學選讀（英文譯本）、中文語言學等。兩個員額用來聘一位普通話講師和一位中文語言學專家。其他課就得仰仗外系了，故屬跨領域學程，我到各系游說，歷史系的費茲教授同意把他的「中國歷史」列為必修課。哲學系的格文教授同意把他的「亞洲哲學概論」列為選修課。社會系的林南教授和經濟系的陳觀一教授同意為個別學生開研讀課（independent study）。第一個學期末這學士課程獲批准，一九七三年秋開始收主修生。

我不只見證此課程的誕生，而且直接參與它的創立，還出任主任。現在回顧，大學當局有遠見，那時全美國大學設這類中國研究學位課程的很少，只有大型州立大學，如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等，以及一流私立大學，如哈佛大學、康乃爾大學等。況且當時中國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美國學生畢了業也不可能去中國發展。我們州立大學認為文革有結束的一天，他們要學生先準備好。果然在一九七六年，我們學士課程成立第三年文革結束了。一九七八年底中國定槌改革開放以後，我們課程的畢業生中，有幾位屬第一批進入中國發展的美國青年。

這些學生跟我四十多年來斷斷續續有聯繫。其中兩位大學畢業後進修法律，進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工作。還有兩位結為夫妻，改革開放後到北京做醫療器材進口生意，規模越做越大。千禧年代我在北京還跟他們四人歡聚過。二○二三年九月其中一位Mark Cohen到台灣來，我剛好到台北參加活動，就跟他聚餐，他已經成為國際智慧財產權和貿易法的專家，曾任加大柏克萊校區法律與科技中心主任。他中文名字柯恆，還是當學生的時候，我替他取的。

聘我的另外一個單位是比較文學系。這個小系開系務會議時，有六位教授出席，其實是四位全職教授，兩位半職教授，除了我，另一位半職的是文學理論專家、奧地利籍的史特拉卡教授，由比較文學系和德文系合聘。比較文學系全職教授有三位正教授和一位助理教授：蘇法費教授是著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專家、來自匈牙利，也是系主任；皮伯第教授；歐登科辰教授。第四位全職的雷波莉茲，跟我一樣是助理教授，也是女性。

我覺得蘇法費主任很有趣，說話帶濃厚的匈牙利語口音，個子肥壯如小山，很有氣勢。在走廊上相遇，他喜歡跟我閒話，有一次他湊過來說：「你看，我單眼皮、小眼睛、高顴骨，我也是中國人！」他的皮膚很白，純高加索人嘛！他看我一臉迷惑，心底一定很樂。他說：「十三世紀蒙古軍隊進軍歐洲，第一個打的就是匈牙利，他們有些官兵留下來，所以我是中國人的後裔！」他見我笑，也呵呵大笑。

但他對另位兩位全職正教授可不那麼和氣，三位都是白種人、都很壯碩、都西裝筆挺，但是彼此之間常有摩擦，像火藥庫般隨時爆炸。每次系務會議他們三個都會因意見不同而大聲爭吵。蘇法費主任吵不過，就告狀到文學院院長那裏。還有一項更嚴重的不和事件，竟驚動大學校長。不是他們三位正教授之間不和，而是女教授雷波莉茲指控蘇法費主任不公。

雷波莉茲是一九七二年跟我同時應聘，美國人中個子算嬌小，曲捲的棕色長髮披肩，這是她的第二份教職，所以年齡應該三十歲出頭。在我們入職第三年，一九七四年秋，她申請升等副教授和長聘。此案按常例，三級三審，系的階層由蘇法費主任主理，之後文學院審理、再由大學審理。上報期間，雷波莉茲向大學校長控告蘇法費主任從中做梗，惡意曲解外審的意見，令她系級審核不通過，校長因此組織調查小組。一九七五年春季學期，系上的氣氛惡化，充滿仇恨。結果校方解除蘇法費主任職位，並議決雷波莉茲的申請案不通過，兩敗俱傷。

比較文學系同仁不知道更凶險的大難近在眉睫。原來大學校董會正開會重組大學結構，校董會委員會成員包括大學高層校長等，和州政府的相關官員，為了因應大環境不景氣，大學需要裁員。一九七五年十月大學公布，因應州政府削減預算，將裁撤規模小、學生人數少的系和學位課程，比較文學系和中國研究課程竟在裁撤名單內！為了拯救蒸蒸日上的中國研究課程，我立刻組織教授和主修學生，到校董會委員會陳情，用數據說明我們課程如何受學生歡迎，我們跨領域課程如何省錢，說明對大學的未來我們課程如何重要！陳情第三天收到公文說我們課程不在裁撤之列。比較文學系就不那麼幸運了，整個系在一九七七年六月裁撤，長聘職位也不能保障他們，四位全職教授全部遣散，這應該是內鬥引來的滅亡。

（作者為著名作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