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國之後，我經歷了人生最寂寞的歲月。一方面是子彈還在心靈裏發酵，昨天的事件還在折磨自己，另一方面則是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這是另一個國度，另一種文化，另一種規範。我知道，自己正在經歷着「轉世」的艱難，進入第二人生。

當一個心靈的強者

轉世要歷經各種「鬼門關」。有語言關、生活關、環境關等等，我寫的〈逃避自由〉，只是生活關。在國內時什麼都由組織、單位辦理，由國家負責，到了海外則什麼都得自己去做，連買張車票、機票也得自己去做，原來，自由世界是什麼都得獨立自行解決問題的世界，沒有能力就沒有自由。這種自由真可怕，我真想「逃離」它。這其實是在生活關口之前的恐懼。我把這種恐懼感寫成散文〈逃避自由〉。此篇散文還被史丹福大學列為中文教材。但生活難關並不是最難衝破的關口，最難最難的是心靈關。人的心靈真奇妙，我在這段日子裏，每天每夜都充滿牽掛：遠在大洋彼岸的母親和兩個女兒怎樣生活？生活得怎樣？此次出國，遠離了故鄉與親人，被連根拔起，面臨的是沒有邊界的時間的深淵，什麼時候才能見到那些關懷自己的親人與朋友？在孤獨到極點的時刻，摯友高行健來了電話，他說：「我們到了海外，最重要的是要當一個心理的強者。第一步先抹掉政治投在我們心靈上的陰影；第二步就要進入精神價值創造了。我們在國內已很拼命了，但是，到了海外必須雙倍努力、雙倍用功。」這些話，我在路過巴黎的時候，他就鄭重地和我說過，此次又在電話上鄭重對我說。我覺得他的話擊中了我的要害。是的，應當趕快站立起來，首先當個心理的強者也就是心靈的強者。不要被孤獨所打倒。也是在這個時節，我聽到國內傳來信息：中宣部部長王忍之發話，說要把劉再復這些人憋死、困死、悶死、餓死、氣死。這個王忍之，我一直瞧不起他。他在主持《紅旗》雜誌時，曾派林文山先生向我組稿，說我可寫篇商討的文章，以平息海外對我們的誤解。我斷然拒絕了。我說：「你們對我政治上綱，然後又要我替你們遮蔽專制的行徑，辦不到。」此事得罪了他，後來他當了宣傳部長，幾次請我參加開會，我都拒絕。再後來，我流亡了，他心裏自然高興。然而，要高興得徹底、盡興，只能是看到我困死在海外，因此，他說「憋死、悶死、困死、餓死、氣死」這些狠話，我是相信的。一旦相信，反而化為力量，反而想好好活着，想帶着強大的心靈活着。於是，我用積極的態度開展了一個心靈的「自我療傷」過程。

這個過程首先是個寫作的過程。我開始寫作《漂流手記》，關於這一點在《我的寫作史》中已作了敍述，此處不再嘮叨了。但這個過程，也是旅遊的過程。讀萬卷書，可以療治心靈的寂寞與痛苦，走萬里路，也可以是療治的藥方。一九九二年我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所聘，擔任「客座教授」。從瑞典出發，我開始周遊列國，丹麥、挪威、德國、俄羅斯、法國、荷蘭，一路走，一路想。一邊觀賞，一邊思索。無論是在法國的羅浮宮還是在瑞典的勃朗寧巨畫之前，我都被感動得幾近落淚。在這些偉大的永恆藝術創造面前，自己的成敗算得了什麼？有蒙娜麗莎、斷臂維納斯這些不朽的「美」陪伴着，還要整天歎息着孤獨與寂寥嗎？在〈悟巴黎〉散文中，我記錄了自己真實的心緒：

〈悟巴黎〉

人類誕生之後，經受過無數次殘酷劫難的打擊，神經所以不會斷裂，就因為有這些溫柔而精采的靈魂的安慰。一九八九年夏天，當我穿越悲劇性的風暴，第二次走到維納斯與蒙娜麗莎之前的時候，突然感到一滴一滴的星光落進我的心坎，渾身滾過一股暖流，而且立即悟到：我已遠離恐懼，遠離滄海那邊的顛倒夢想，一切都會成為過去，唯有眼前的美是永恆永在的。五十年前，當納粹的強大鐵蹄踏進巴黎的時候，巴黎人也相信，一切都會過去，只有維納斯與蒙娜麗莎是無敵的，她們的光彩不會熄滅，時間屬於至真至善至美的至情至性者。「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中國的古哲人老子早就這樣說。這是真的，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摧毀藝術，最有力量的不是揮舞着鋼鐵手臂的暴君暴臣，而是斷臂的維納斯，她才真的是不落的太陽。……

我的心靈確實得到古希臘女神和其他古典女神們的拯救。我從她們身上得到的意義的提示有如得到火把的照明。當我看到她們那雙黎明般的清亮而安寧的眼睛，就知道自己已穿過暗夜並戰勝死神的追逐，又回到人類母親的偉大懷抱，用不着繼續驚慌。我在漂泊路上的滿身塵土是維納斯的眼波的洗淨的，我的已經臨近絕望的對於人類的信念是在蒙娜麗莎的微笑裏復活的。此次心靈的創傷和文革那次創傷一樣，非常嚴重。而且文革那次創傷之後進行療治時有國家藥方（國家勝利的喜悅），而此次創傷則完全沒有。國家不僅不是醫藥，而且是痛苦之源。想到國家天安門的坦克和那些愚蠢的領導人形象，心靈就愈發痛苦。而被稱為「美利堅」的國家，則離我很遠，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裏？因此，能幫助我心靈治療的只有書本（寫作）、朋友、藝術和大自然。他們都給我人生意義的啟迪。關於書本的療傷和寫作的療傷，我在《我的寫作史》中已作了記錄。關於藝術的療傷，在旅遊中的一切人類的藝術精華確實都給我安慰；關於朋友的療傷，我特別應提到三個人，一是李歐梵，二是余英時，三是葛浩文。沒有他們的具體幫助，我連飯吃都沒有。從國內來到美國，人地生疏，第一次領悟到「舉目無親」的大孤獨。幸而在芝加哥大學的頭兩年裏，有李歐梵支撐着。他是芝加哥大學東亞系東亞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剛從魯斯基金會那裏申請到二十四萬美元的研究費用。研究的課題是「對中國文化的反思」。正好，我們這群流亡者（包括李陀、甘陽、黃子平、許子東等）欠缺的正是生存費用與文化反思。「反思」一詞，是我在八十年代首先倡導的，這回又可增添一項對「六四」事件的反思，名副其實。我當時把芝加哥這些朋友稱作「芝加哥流亡者部落」，而李歐梵是部落酋長。他本身很有才華，但此時卻完全停下自己的寫作而安排和保護這個特殊文化部落。我剛出國，身上一分錢也沒有，進入冬天後又發現自己沒有毛衣、棉衣、皮衣等，說「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是對「空」的領悟，可是，明白了「空無」的哲學之後，還得「活」，還得生存，還得衣食住行。那時才明白，真正的哲學難點是悟到四大皆空以後該怎麼辦？「空無」哲學能夠幫助我們放下煩惱，但不能幫助我們建立新的生活程序。所以，此時朋友的幫助，實在至關重要。李歐梵之後，幫助我在學校裏擔任「客座」，駐紮下來，贏得一份工資能夠安心地從事教學與寫作的是葛浩文和余英時。十年裏，就靠他們三個人。在芝加哥大學的生活行將結束時，葛浩文就到芝大我的宿舍商討在科羅拉多大學的全部事宜，他已為我安排好了一切。後來所以會選擇科羅拉多為永遠的住所，在落基山下渡過第二人生的漫長歲月，就因為有他在。我曾問他：「您是猶太人，以色列是您的祖國；而您移居美國，早已變成美國人，美國是您生長和寄存之邦；而中國，則是您的研究對象，您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專家和翻譯家。那麼，我問您，這三個國家您最愛哪一個？」他立即坦率地回答：「我哪個國家都不愛，最愛的是我自己。」可是，那個瞬間，我知道他除了愛自己之外，也愛護我，也在盡他的責任。繼他之後最關心我的是余英時先生，在瑞典召開「國家、社會、個人」會議時，他與嫂夫人陳叔平前往參加了。那一天在藝術家江青家裏他首先提出「結束瑞典之行後你們到哪裏去？」具體地關心我和李澤厚先生的出路。討論時我和李先生才知道台灣蔣經國學術基金會北美部分由他和許倬雲先生主持。他表示，返美後你們可以提出申請，他可以支持，許倬雲先生肯定也會支持。於是，我們流亡生活的最初十年就有了着落。余先生本身滿腹詩書，很有學問，又有慈悲情懷，從內心深處關心我們這些漂泊者。他每到新年春節，都會回應我的問候，送我賀年卡，有一年他的賀年卡寫道：「現在您還得繼續『苦撐歲月』（胡適語），祝你歲月豐收，舉家幸福。」他這個「苦撐歲月」四個字，印在我的心中，每次碰到困難，我都會想起。因為我苦撐了流亡海外最初也是最艱辛的十年，所以我和我的妻子陳菲亞退休後都有醫療保險和退休金，早已沒有後顧之憂了。李歐梵先生、葛浩文先生、余英時先生不僅幫助我們在陌生的國度裏立身立足，而且讓我的內心感到溫暖，感到自己雖然身處西方，但畢竟生活在人間。

除了李歐梵等三位朋友之外，在海外給我心靈暖流的還有鄒讜、林達光、馬悅然、馬漢茂、聶華苓等朋友。他們都是我心靈創傷的意義療治者。

相看兩不厭，唯有洛基山

療治我心靈創傷的第三個要素是大自然。我在芝加哥大學時對這一要素還沒有太深的感覺，到了科羅拉多後，則明顯地感到大自然在幫助我。我所在的Boulder的小城，幾乎每年都被報刊評為美國最好的居住城市之一（前五名），評判的標準是生活條件、自然條件、安全條件、文化條件。這個城市共十萬人，科羅拉多大學的師生佔了三萬多人，屬於大學城。而且有洛基山作屏障，離大自然很近。我每天早晨起床後都會享受黎明，享受洛基山。常與朋友開玩笑說，我現在「相看兩不厭，唯有洛基山」。除了山脈之外，還有雪水化成的小河，小河貫穿整個城市，河邊是步行小路，小路上全是繁茂的樹木。閒時在林間散步，一邊鑑賞花木，一邊鑑賞小溪，真是美極了。在散步的時候，我常與菲亞說，上帝對我們多麼好，把我流放到天堂來了。如果上帝委託我設計天堂，那麼，我將以Boulder城為墶本。在這個地方隱居，離中國很遠，離美國也很遠，唯有離大自然很近。在大自然的懷抱裏生活，心靈時時接受大自然的洗禮，那還有什麼不平？還有什麼傷痕？後來我寫了許多歌吟大自然的短文，說我出國之後心靈創傷所得到的療治，乃是「意義的療治」，這意義，當然包括來自無言無價的大自然。中國古詩人說：「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可見，無法言價的清風明月，青山秀水，才是無價之寶和無價之藥方。我在《西尋故鄉》的散文集裏，記錄了許多大自然療治創傷的詩意感覺，例如：

〈身心透明的時刻〉

在屋後的花園裏，我坐在明淨的巖石上思索。高原上柔和的陽光照着青草，照着綠樹，照着鮮花，也照着我。

此時，我是自己的他者。像觀照青草與綠樹一樣，我觀照着自己，覺得自己也像鮮花嫩葉一樣被陽光照得很透明。發覺生命的真實與透明，真是高興。自我發現的快樂，唯有自己才明白。

生命像玻璃似透明，這是往昔的夢。往昔，往昔是一個帶假面具的時代，是一個身心緊繃弓弦防範他人的時代，不會自我掩蓋是很難生存的。心中構築一個城堡，讓人看不清自己的憂傷和眼淚。沒有堡壘，就很難存活。那時，身的處處，心的處處，沒有一處是透明的。

自己掩蓋自己，又讓他人塗抹自己。無數正直的思想者，在牛棚內外被塗抹成蟲豕，塗抹成惡鬼，塗抹成黑幫，面目全非。我沒有被送進牛棚，但也被塗抹。一個赤條條的透明的農家子，也變得朦朧與模糊。生活在一個混沌的時代，身心的透明只是夢。

往昔，畢竟已是往昔。此刻，我該看看陽光下的自己。生命真的已經透明，身上那些被他人所掩蓋、所塗抹的一切已經融化，陽光下的肝膽與心靈像雨後的花朵一樣新穎。人類所發明的一切，皮鞭、監獄、牛棚、高帽、批鬥會、威脅、咆哮都離我很遠。儘管海的那一岸還有骯髒的牙齒在咬齧我的文字，但畢竟離我很遠，像離我很遠的烏雲。他們已不能像往日那樣任意摧殘我生命的真實與透明。……真實與透明的生命多麼好。往日需要遮遮掩掩才能說出的話，此時，可以在陽光的微笑中自由地抒寫，往日需要扭彎咽喉才能唱出來的歌，此時可以率真地唱給原野。心臟在跳動，每一節拍都在支持我直抒胸臆。我可以自由地展示光明、展示人間，也可以自由地層示黑暗、展示牛棚，還可以自由而透明地展示被奴役過的心靈，包括展示革命名義下屠伯們的凶殘與兇殘下的眼淚和血。許多需要付出遍體鱗傷和死亡代價的語言，我在這棵高高的白樺樹下，卻如同雪水自由地往大地滴落。身心透明時才能意識到生的意義和寫作的意義，該吶喊的時候就吶喊，絕不想到技巧；該透明的時候就透明，絕不想到朦朧；該朦朧的時候就朦朧，絕不想到確定；該批判的時候就批判，絕不想到評論家的嘲笑；該超越的時候就超越，絕不想到革命家們的失望。

我是自己的他者，我喜歡觀看陽光下透明的自己，赤裸裸的，像水晶石，像五十年前故鄉那個赤條條的農家子。

一九九五年三月

由於書本、朋友、藝術、大自然的幫助，我的心靈再一次贏得完整。這完整的標誌就是只要用一副面孔生活了。我為此而慶倖。在〈慶倖〉的短文中我說：

……一位從北京來到紐約訪問的朋友打電話對我說：這回你真幸運，不必表態、檢查、交代，不必用兩副面孔生活，我們這兩年又是會下一副面孔，會上一副面孔，真難受。我經歷過兩副面孔生活的歲月，知道這種生活是怎樣糟蹋自己的心靈和怎樣扼殺自己的天真天籟以及做人應有的誠實。真正的戰鬥需要戴上盔甲，盔甲再重，心裏也舒坦；而虛假的戰鬥戴的全是面具，面具再輕，也覺得沉重。它總是把靈魂壓迫得不像樣子。我慶倖這幾年自己可以用一副面孔生活，不必說假話，不必編撰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的謊言。

所以近年來我在總結自己的海外生活時一再說，我在二十多年的漂流生活中贏得三樣最美好的、價值無量的東西：一是自由時間（時間再也無須被行政、雜務所割切了）；二是自由表述（這是最高的價值）；三是完整人格；完整心靈。最寶貴的心靈不再分裂，不再化作碎片了。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