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殖民帝國的管理

德國統一時，世界各地都幾乎被傳統歐洲殖民列強瓜分，令德意志帝國的擴張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說：「所有具價值的地方已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德國的殖民地選擇存在先天不足。」基於這樣的背景，德國到手的殖民地大都相對貧瘠，例如非洲坦葛尼喀（今坦桑尼亞主體）等，都屬英法爭奪後剩餘的雞肋，管治模式也就費煞思量。

德國殖民地管治模式大抵可分為兩種，對資源充沛、但發展落後的廣大地方，例如非洲，德國政府殖民部大都把該地行政權下放，並在適當時候由政府資助，希望減低柏林對殖民地的資源投放。例如德屬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由「德國南部非洲殖民地管理會」管理，由德國派來的理事領導、一群公共行政人員和少數德國士兵負責日常管治，希望盡快發展本土經濟，為德國人提供移居地。

然而客觀現實是，這些德國殖民地大多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德國人也普遍不願意移居到那裏，證明解決了「土地問題」還遠遠不夠。加上德國推行的各項政策，大都缺乏與原居民領袖溝通，導致殖民地管理公司與原居民關係極為惡劣。例如在德屬西南非洲有眾多部落，居住於中部的赫雷羅（Herero）族為最大部落，德國則扶植另一大族納馬（Nama），以為這就是「以夷治夷」，卻反而令赫雷羅族倍加反叛。一九○四年，德屬西南非洲為興建鐵路等基建，奪取大量原住民土地，觸發大規模反彈，最終更對赫雷羅族人頒布「滅絕令」。德屬東非也由「德屬東非公司」管理，同樣對原住民進行了不少血腥鎮壓。因此一戰後，英法接管德國殖民地，普遍獲國際社會歡迎。

「膠州灣身份認同」與山東小冷戰

不過面對人民教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膠州灣，德國的管理手法則和處理非洲殖民地大不同。膠州灣除了曾短暫設總督，並非由殖民部管理，而是由海軍部派將校級軍人直接管轄，以殖民膠州灣為「德意志大戰略」的海軍部部長提爾（Alfred Von Tirpitz）有最高決策權。根據台灣學者黃福得的研究《一九一八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所載，德國並不希望把膠州灣變成其國內工業產品市場或原材料來源地，卻要膠州灣成為「模範殖民地」，宣傳德國海軍的「擴艦政策」，以及德國文化比其他殖民帝國的優越性，所以德國在膠州灣的管治，除了商港經濟建設、建立軍事力量，也有更多宣傳德國文化的目的。

這樣的背景，我們必須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加以理解。在膠州灣旁邊，就有英國殖民管治的威海衛，也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一代生活的地方；對岸則有俄羅斯控制的旅順、大連；再往海上延伸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德國當時的盟友只有奧匈帝國、土耳其和意大利，它們在遠東都沒有什麼據點（意大利一度想效法列強租借浙江三門灣而被拒，面子大失），英、俄、日都是敵對陣營（雖然內部也有矛盾，英國也要利用德國制衡俄國擴張），「山東小冷戰」也是亞太地區勢力平衡的縮影，德國明顯居於絕對劣勢。因此，德國希望鞏固當地的軍事建設，逐步將之變成德國進入亞太的大本營；膠州灣需要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而不能是非洲那些純粹被掠奪的荒野。

因此，德國在膠州灣建設了不少現代化鐵路、電力系統和學校，要令當地成為一個「帶有德風味的小城市」，甚至在義和團之亂後更積極建設，以顯示德式紀律可以創造的奇迹。德國在當地也重視教育，學校由德國及教會資助，目的是把德國文化傳播至當地華人。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膠州灣一度擁有全中國最高的學校密度和學生比例，甚至開辦收華人學生的大學，以德國殖民地而言，可算高度重視。可以說，在眾多德國殖民地當中，膠州灣大概是發展得最現代化、最「和諧」的一個，起碼德國的用心和手段，在當時而言，可算格外優禮。

不過，儘管德國委任了華人「民政長」、讓華人參與「諮議會」，德國移民和中國人的關係並不和睦，開鑿鐵路、「收購」土地時，零星流血衝突時有發生，亦有隔離政策出現（尤其在社會衛生方面），令華人圈子的「德屬膠州灣認同」始終建立不起來，且出現了基於反壓迫的「膠州灣反殖認同」。雖然德國教士逐漸扭轉了華人的反感，對通過宗教提升華人婦女權益尤其有成效，但始終未能與本土身份相結合，加上山東其他地方的士紳聯合起來捍衛文化傳統，德國的高調宣教，也容易被看作文化侵略。諷刺的是，日俄戰爭後，日本、英國在山東勢力持續上升，德國力量持續下降，連中國的山東官員也開始敢和德國利益競爭，反德成了相對容易的反殖訴求，逐漸成了民族主義者凝聚人心的手段。到了日本佔領山東，這種反殖心態立刻轉移到反日身上；相反在旁邊的英屬威海衛，則始終未爆發大規模反抗，甚至有「北香港」之實。今天山東省努力重構德治時代的遺迹，希望以此招商引資，但除了個別德式建築物保存完好，要找到對德國殖民的正面回憶，恐怕也不容易。

德國殖民模式與英國之比較

這反映了和英國殖民帝國相比，德國的管治還是相對粗疏。它雖然想到間接管治，但在非洲卻找不到有用的代理人，最終還是要施展純粹的血腥高壓，和英國把各地酋長利用得如魚得水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有意採取懷柔教化的膠州灣，也沒有把本土情懷理順，不像英國懂得把教化和山東儒家文化並列，結果同樣是被看作純侵略者收場。

英國的相對成功，重點是它願意真正下放部份權力予各地原居民首領。只要當地秩序能維持、能為英國製造商機，其他就不大過問。例如在英屬非洲，酋長可以頒布部分稅制、法律和維持治安，英國對精英以外的人也不會強行灌輸英國文化，雙方相處反而較為融洽。英國其實也曾進行隔離政策，即使在香港，早年也存在山頂一類洋人特區，理據也是衛生問題，但依然容許何東一類「高等華人」慢慢進駐，盡量令種族問題不致太激化。當威海衛和膠州灣被相提並論，歷史會告訴我們前者一度成了中國儒家文化復興的大本營、中外文化薈萃中心；後者雖然有良善的建設遠景，卻沒有抵銷華人的反殖抗爭精神。說到底，什麼是「去殖」，從來不能一概而論，假如以過份褊狹的民族主義理順一切，把一切政治化，只會過猶不及。

（作者是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