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十一月十三日黑色星期五晚驚爆連環恐怖襲擊，造成一百三十六人死亡。圖為消防員在傷亡最慘重的巴塔克蘭劇院附近救援傷者。（明報資料室）}

　　對於巴黎及西方社會而言，十一月的黑色星期五可說名實相符︰一百三十六人死亡，三百五十多人受傷的恐怖襲擊，再一次揭開自《查理周刊》事件後慢慢癒合的傷口。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封鎖邊境並禁止部分公共場所開放及集會；總理瓦爾在電視上直言法國仍在戰爭狀態，揚言巴黎面對的恐襲或可能在法國其他地區出現。儘管巴黎市民在恐襲後選擇積極面對，例如在死亡人數眾多的巴塔蘭音樂廳外，有鋼琴師彈奏約翰．連儂名曲Imagine，民眾也不避諱駐足欣賞。但國際社會及法國均明白，日出之後，歐洲早已不再一樣。

為何偏偏是巴黎？

　　對於伊斯蘭國，國際社會並不陌生，畢竟這是近年最受注目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國際社會不解的是，這個聲言復興正宗伊斯蘭教義及哈里法制度的極端組織，如何繞過法國甚至歐洲的反恐部門及情報機關，「潛入」巴黎發動襲擊？在國家體育館找到的一本敍利亞護照初期彷彿為這個問題找到一個答案︰伊斯蘭國透過早前歐盟國家對敍利亞難民大開中門之便，潛入歐洲本土侍機而動。一時間，歐洲諸國要求改革早前歐洲執委會提出的難民配額政策之聲不絕於耳。

　　然而，數日後的初步調查結果卻顯示，歐洲恐襲的根本風險可能不在外地，而是歐洲內部的極端「穆斯林公民」︰先是法國警方確認其中一名兇徒為法國公民穆斯塔法（Ismael Omar Mostefai）；接着比利時警方在在莫倫貝克區展開行動，拘捕在巴黎襲擊中身亡、比利時出生的易卜拉欣（Ibrahim Abdeslam）的兄弟穆罕默德（Mohamed　Abdeslam，其後獲釋），法國政府亦通緝二人的兄弟薩拉姆（Salah　Abdeslam），指他是八名發動襲擊人士的唯一生還者；法國媒體近日則表示，這次襲擊的主腦是現時身處敍利亞　　比利時籍的阿巴奧德（Abdelhamid Abaaoud）；《衛報》及《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暗示早前尋獲得敍利亞護照可能是偽冒甚至是栽贓，目的是掀起歐洲反穆斯林及反移民的情緒，為極端主義組織尋求歐洲本土新血埋下伏筆。事實上，相對於十多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歐洲面對的恐怖襲擊是另一回事。

　　在發生巴黎襲擊後，國際社會除了感到震驚外，也不禁要問為何偏偏是巴黎。根據伊斯蘭國的「官方」解讀，針對法國的原因是她積極參與美國領導的空襲伊斯蘭國計劃，襲擊法國自然是「理所當然」；但研究歐洲文化及政治的學者大多認為，法國是當代歐洲文明及政治的「首都」︰她既是民族主義的發源地，也是近年推動的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的代表之一，因此襲擊法國首府巴黎象徵對西方文明挑戰。這些理由均是合理的，但卻解釋不了為何法國本土的公民會參與伊斯蘭國的活動，特別是，法國本身就是參與伊斯蘭國人數最多的歐盟國家。（按人口比例而言，最高是比利時。可見，兩國的風險系數應比一般歐洲國家甚至美國為高。）

歐洲威脅更多來自本土

　　如果說美國面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威脅來源主要是外來因素（二○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可說是特例中的特例），歐洲面對的恐怖主義威脅更多來自本土︰二○一二年圖盧茲槍擊事件、本年初發生的《查理周刊》事件，以及這次巴黎恐襲，均有本土穆斯林參與其中。據估計，美國本土人口不足百分之一是屬於穆斯林的，但歐盟主要國家的比例卻是介乎百分之五到十，是歐洲國家人口結構的主要部分。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往往有其獨特的社會及經濟背景，例如德國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來自土耳其移民及其後代，其經濟背景多是六七十年代因為德國急速工業化而輸入的「客工」（Gastarbeiter）；英國的穆斯林主要是來自昔日殖民地巴基斯坦及孟加拉的後代，以及近年因着倫敦金融之便而來的中東富豪及青年才俊；法國及比利時的穆斯林社群主要是舊日法屬殖民地如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也有來自土耳其的「客工」。要注意的是，他們都是確確實實的法國公民而非尚未歸化或是等待難民身份的移民，因此問題不可能只涉及一國移民政策的寬緊，更大部分是西方社會契約、政經背景，以及社會政策的根本問題。

　　相對於加拿大、澳洲等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為移民及融合政策的基調，法國的移民及融合政策以「大融爐」為核心價值，強調在公共領域內除法國公民身份外沒有其他次文化身份。從政策而言，法國政府推行世俗化的「共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e républicain），公共學校、醫院等社區設施不應有任何宗教象徵，以免在法國公民認同以外建立其他身份認同，二○一○年的「頭巾法案」（禁止婦女在公開場合戴蒙面頭巾）便是一例。然而，公民契約的理念是一回事，實際的社區操作是另一回事。城市化及人口流動卻令巴黎近郊等地方無人問津，如二○○五年發生騷動的克里希叢林市，但這些地方卻是有色人種及穆斯林可以負擔的社區環境。城市的人口分布本為流動無序，但隨着經濟結構、政府規劃、人口的自由流動及遷移，慢慢地成為壁壘分明的國中國。以巴黎為例，巴黎市中心以西的地方為富裕階層，但東北之地卻成為移民及貧窮人口雜居的地區。而因應人口流動，區域在城市管理、經濟及文化定位上亦有所區隔，進一步強化社區作為身份認同的概念。例如在穆斯林主導的社區，隨着外來人口趨向同質，穆斯林身份在社區成為主要身份的同時，在跨社區流動及國家層面的公共領域卻成為被壓迫的次身份。這種社區身份與國家公民身份的張力自然成為融合社會的一大阻力，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穆斯林法國公民的融合亦有極大的障礙。當這些難以融入的社區進一步被其他社會排擠，而區內的居民亦發現在跨社區流動及公共領域難以找到喘息空間時，有能力離開的離開，備受排擠的卻留了下來，終於陷入愈來愈受到排擠的惡性循環。

　　在法國鄰國比利時，莫倫貝克區也有相同的社會問題，比利時總理米高（Charles Michel）直言，極端宗教的誘惑混合比利時獨特的族群矛盾問題及地方行政制度，令問題更為嚴峻，因而令莫倫貝克與不少近年歐洲發生涉及極端伊斯蘭組織的襲擊扯上關係。

跨地中海聯繫成恐襲前線

　　另一方面，中東及北非在二○一一年起出現的民主化浪潮，引發出內戰並催生大量區域恐怖主義組織，如伊斯蘭國誕生於敍利亞巴沙爾政權與反對派的內亂，其主要根據地是敍利亞及伊拉克；馬格里布蓋達（ＡＱＩＭ）的分支西非統一聖戰運動（ＭＯＪＷＡ）與伊斯蘭衛士（Ansar Dine）就參與了馬里北部圖瓦雷克族與馬里政府軍的內戰，前兩者及圖瓦雷克族均「受惠」於早前利比亞內戰期間所得到的經驗及武裝。區域化的恐怖主義生態一方面「弱化」這些組織發動跨境恐怖主義襲擊的能力，他們多選擇鞏固及擴張自身的根據地為先；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較傾向以網絡形式合作及生存，不用共享資源卻能得到恐怖名聲的協同效應，如二○一二年馬格里布蓋達與索馬里青年黨（Al-Shabaab）及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合組策略同盟，本年三月博科聖地則宣布加盟伊斯蘭國。表面所見，基於恐怖主義組織的組織力下降及區域心態，在蓋達組織式微後震懾程度可達「九一一」般的恐怖主義襲擊應成絕響；然而，這些相當具區域特質同時習慣以網絡形式營運的恐怖主義組織，卻在那些被歐洲社會邊緣化的社區找到共鳴，成為一個跨地中海的「社區」聯繫，借資訊科技建立了一個「歐　　洲│北非／中東」穆斯林網絡。當這些來自北非的恐怖分子成功與根在北非的法國穆斯林社群接觸，自然相互「圍爐取暖」，找到心靈依歸的同時亦吸收了恐襲知識及反西方情緒，成為恐怖主義組織在歐洲的潛在新力軍。對在歐洲的「穆斯林公民」而言，當他們把在法國面對的歧視及困境，與「故鄉」共同體的經歷連接，很容易受到極端主義的誘惑而投身反西方的恐怖主義事業，以求突破自身的困局及尋求認同，如阿巴奧德直接遠走敍利亞加入伊斯蘭國，並反過來在家族及其社區召募新血。結果，歐洲本土的極端穆斯林成為針對歐洲恐襲的最前線，當所屬的網絡或其盟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可借實質的區域甚至本土網絡動員，透過互聯網或社交平台的協調，由歐洲本土的極端穆斯林公民發動小規模的獨狼式攻擊，最終釀成一場恐怖主義襲擊。

　　法國資深記者Leela Jacinto在《外交政策》期刊撰文，指法國將矛頭指向伊斯蘭國，並加強空襲甚至促成美俄合作對抗伊斯蘭國是藥石亂投，忽略了法國本土真正的問題所在。事實上，單以這次恐襲而言，歐盟及法國所暴露的問題很多，例如Leela Jacinto指出法國本土的安保及情報漏洞、漠視盟友提供的情報、對潛在的危險人物疏於防範等。事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已經提倡改革邊防政策，加入更多的監控政策及增配資源；而從歐盟的層面如何確保邊防國家有足夠能力作出第一度防衛，均已放到歐盟及法國改革的日程之上。新的邊境監控及情報機關改革能否平衡人口流動、個人私隱及國家安全，固然是法國以及歐盟國家未來的重要挑戰，但假如漠視歐洲本身的社會契約問題及社會結構，不提出解決穆斯林人口在城市層面及國家層面的融入政策，日落之後的歐洲只會一步步走向獨裁的監控社會，卻沒有達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