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打道的亞美尼亞背景
英國殖民香港後，亞美尼亞人也隨之進入，在十九世紀形成了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利益小圈子。當時在香港社會，亞美尼亞人的社會地位很高，可算僅次於殖民者英國人，這也是英國一貫國策：通過賦予其他族群一定特權製造「夾心階層」，作為與本地華人之間的緩衝。亞美尼亞人在港主要從事商貿，代表人物是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遮打家族屬僑居印度的亞美尼亞移民，遮打本人於一八六四年赴港，隨即與在港經商的猶太、印度裔商人沙宣（Sir Victor Sassoon）、麼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等人結識，共同創業。遮打參與創立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和香港置地，躋身香港近代最成功的商人之列，並出任公職，成為香港首批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本人和他在出任公職期間培訓的後生，都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民生發展作出獨特貢獻。處於香港商業中心的「遮打道」就是以他命名的，不過，許多人都不了解這街道的亞美尼亞背景。

沒有在香港形成龐大社群
但亞美尼亞人始終沒有在香港形成龐大社群。二十世紀初，亞美尼亞面對土耳其的高壓，造成嚴峻難民危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接收亞美尼亞難民，使哈爾濱、上海兩地成為最多亞美尼亞人居住的中國城市。哈爾濱早在滿清時期就有亞美尼亞人居住，擁有當時中國唯一一座亞美尼亞教堂；而在上海，一九二○年成立的「亞美尼亞裔援助協會」（The Armenian Relief Society, ARS） 成為中國境內主要接收、幫助亞美尼亞裔難民的場所，上海的亞美尼亞人社群也逐步壯大。假如純粹為了生活，亞美尼亞人更多選擇當時更國際化、更多元的上海，而不是香港。身處中國的亞美尼亞人一度在二次大戰中，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直到一九四九年後才大舉撤離，不少輾轉到了美國落地生根。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Spotlight的正義律師，就是亞美尼亞移民。
幾乎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同樣通過大英帝國的商貿網絡進入英屬新加坡，而且影響力比在香港更大。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擁有以「亞美尼亞」命名的街道，更將業務滲透到當地經濟的各行業，不少成功的亞美尼亞商人也進入英殖民政府機構。亞美尼亞人一度在新加坡設立了八十五間公司，其中大部分是進出口貿易企業，也有不少亞美尼亞人經營法律諮詢、鐘表製作、珠寶販賣、酒店等，乃至建立小型工廠。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三年間，新加坡甚至出版了亞美尼亞文報紙；今天新加坡的主流報紙《海峽時報》，也是由亞美尼亞人Catchick Moses創辦。然而隨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新加坡獨立，「新加坡人」身份認同逐步建立、強化，亞美尼亞社群開始感到格格不入，紛紛移民到澳洲、美國等地。到了七十年代，新加坡的亞美尼亞社群幾乎絕迹。
目前，一些亞美尼亞企業家開始返回東亞，然而，他們與一個世紀前遍布東亞的亞美尼亞僑民沒有血緣關係。二○○六年，「亞美尼亞人在華社團」（China HAY）在深圳成立，其宗旨是致力於團結和溝通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亞美尼亞人社群；二○一三年，該社團的社群活動中心在香港落成，這也是亞美尼亞社群首次在中國境內有了實體聚會、交流場所。根據 China HAY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只有約五百名亞美尼亞人，人數雖少，卻活躍在社會商貿、文化等多個行業，基於他們的相對優勢，值得重視。
既然亞美尼亞人在近代東亞擔當了一定角色，何以在華人社會認知的能見度如此低？也許是，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始終否認當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而亞美尼亞國力遠不如以色列，令亞美尼亞僑民沒有得到猶太人被壓迫後的舉世注視。另一方面，歐美猶太人掌握了大量資源，居於當地權力結構頂峰，但一戰後期流亡東亞的亞美尼亞人的條件有所不及，始終未能展現類似的在地影響力。縱使如此，他們在東亞的存在，是香港、新加坡這類獨特港口孕育多元文化的重要指標，未來書寫我城歷史時，好應該大書特書。
（作者是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