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事
王曉藍女士是著名作家聶華苓的小女兒。回望台灣五六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回想幼時的噩夢與眼淚,細說「自由中國」人員被捕的情景,以及母親聶華苓的抑鬱心緒。王曉藍一九六五年赴美,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後再訪台北舊居,和雷震兒子重逢,拜會傅正、夏道平等人,二○○九年,她們母女聽見國民黨的道歉……。台灣的今天,建基於昔日無數人的犧牲和貢獻。 ──編者
巷子內,右手第二家:松江路一百二十四巷三號──一九五一年,我在那屋子裏出生,度過童年,一直住到一九六四年媽媽離開台灣。這棟房子是政府分配給「自由中國」雜誌社的宿舍。我們家住四間房,一間客廳,三間卧房──外婆一間;媽媽、姐姐和我合住一間,房間裏擺着媽媽的大書桌;我們稱為「阿巴桑」的客家女傭在簡陋的廚房旁邊有一間只能放一張單人牀的小房間。此外還有一間連澡缸都沒有的浴室。我們每天生碳燒水,在一個木桶裏洗澡。進門的右邊有兩間房,幾位「自由中國」社的單身漢曾住那兒,殷海光、黃中、傅正、陳先生等。右鄰是位部長級姓雷的一家人,有輛黑轎車,從來不跟鄰居打招呼,下了車就走進高牆內的屋子裏,他們的兒子偶爾會出來跟巷子裏的孩子們玩一玩,但是沒玩多久就被叫回家。左鄰姓蔡,有輛軍車,身着軍裝的男主人有時會點點頭給我一個微笑,他們家的男傭,經常從圍牆的那邊伸出頭跟我們家的阿巴桑說些話;當我在院子裏打鞦韆打得太高的時候,他會大聲說:「小心啊!別蕩得太高。」接着高喊:「阿巴桑,快來。」聽他這話,我把上身更往後仰,腿踢得更重,勁兒也使得更大,直到阿巴桑捉住繩子制伏了鞦韆。
五十年代,松江路的路中央是泥石小山丘。巷頭的斜對街,松江路和南京東路的交接口是一個派出所,我們姐妹倆去學鋼琴時必須經過這派出所,我總會往門裏望一望坐在櫃枱後的警察,有時聽到警察和市民大聲爭吵,有時見到警察抓了人帶進所裏。我去學舞的時候,要朝北走幾條巷子然後過街。那兒有一棟房子,說是一位姓白(白崇禧)的將軍的住家,聽人說這棟房子裏面很大,有時門前站著警衛,有點神秘。在一個孩子的眼裏,家的四周圍有軍人、將軍、部長和派出所,讓人感到安全。
(如欲閱讀全文,可選擇明報月刊iPad版,或到各大書報攤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