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連結國際研究與香港研究
問卷評核的國際觀部分，有七條問題是開放式題目，要求受訪者回答有關公共衛生、全球氣候、全球經濟及金融、人口流動等例子。當我們回顧研究結果時發現，學生可以舉出的例子，往往是一些在香港曾發生過的或廣泛報道過的，例如在公共衛生的問題上，受訪學生多能舉出寨卡病毒、沙士以及H5N1等例子；另一方面，學生也從通識教育常接觸的議題中，找到與國際議題的關聯，例如在全球暖化的問題上表現不錯，可以舉出冰川融化甚至厄爾尼諾現象等例子。然而，一些不常納入媒體或高中教育課程的議題，例如人口流動，當我們撇開了歐洲難民問題作為例子後，受訪學生可以舉出例子，便變得相當有限。
從上述質性分析，我們得出的觀察是，要有效推動國際視野培養，最根本的問題，似乎是如何重新連結香港與國際的關係，透過重新閱讀香港、以及展示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香港學生以至整個社會的視野，才可以走出「香港唐人街」。香港大學的朱耀偉教授早前重新整理十多位學者撰寫的香港研究文章，以「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為題，嘗試透過文章之間的聯繫，勾畫香港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重啟社會對於香港研究的熱情，就是很好的切入點。我們相當認同朱教授與其他文化研究學者，對推動「以香港為本位」的香港研究所作的努力，但同時在國際視野培育上，香港是否也可同時作為一個方法，讓我們重新認識過去、現在及將來的國際社會呢？我們認為，也是可以的。畢竟從教育制度而言，唯有當高等教育院校可以勾畫「香港研究」與「國際研究」之間的關係，建立一套「以香港為本位」的國際關係研究及國際視野教育，教師同工才有更好的學術支援及教學資源，推動相關的國際視野培養，繼而孕育國際人本關懷，及文化適應性的能力和態度。

重構香港與國際議題關係的教育
現時在香港社會理解國際關係的進路，仍然維持相當「傳統」的想法︰國家作為國際關係及國際議題的核心，非國家個體或次國家實體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仍是被邊緣化的想像。當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成了現實政治的局限，香港社會要理解國際議題，便變成相當「離地」的討論，而接不了「地氣」的結果。這不是中學教育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及其他同事授課時，一直面對的困難。但假如我們放棄對於國際關係等同國家關係的傳統想法，也許，我們從不同的大小故事中，就可以找到香港在國際社會一直擔當的角色。李培德與濱下武志的研究指出，日本明治維新與其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不少經驗是源於殖民時期早年香港這個糅合「東西文化」（East-West）的城市，這是兩名研究者以此區別「中西文化」（Sino-Western）的名詞；而「香港經驗」，也是日本管治台灣後期的重要參考。
今天社會的普遍共識，香港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其實早於開埠初年，香港華洋貨幣雜陳，鷹洋、金幣、銅錢、銀元在香港商戶隨處可見，本地銀號擔任交易平台的角色就相當吃重。當西方逐漸由銀本位轉為金本位，香港更是作為兩個金融制度的重要緩衝，確保東西方貿易得以順利進行。香港以往作為華工出口到東南亞、歐洲及美國的重要港口，到今天美國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如何融入這些國家，並與其政治及經濟制度互動，都是一些有趣的國際議題。上述議題均由香港例子作闡述，是否可以作為討論國際關係的起點？假如成事，就是我們一直提倡的「全球在地化」（Glocal）了。
未來學權威奈斯比特夫婦（John and Doris Naisbitt）曾預言，二十一世紀的未來，將是城市的天下︰城市將成為未來政治及經濟聯繫的重心，而城市發展將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城市網絡不單是經濟交易的核心，也是帶動國家未來發展願景的重要指標，以及軟實力的重要面向。在這個大環境的改變下，香港社會的國際觀，是否也要由被動地接受「麥當勞化」、「迪士尼化」這些外來引進的概念，並將其死記硬背？還是可以慢慢過渡為以香港的「港口城市」特色，及其所建立網絡出發來了解香港、中國以及世界的關係，建立在地的國際視野？假如我們的研究成果，可以開啟討論的大門，相信沒有比這來得更有意義。這樣一來，香港也能在無損一國，也無損兩制的前提下，從國際脈絡中，找回屬於自己的「真．香港」，何樂而不為呢？
（沈旭暉為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全球研究課程主任、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陳偉信為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