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緊張事態升級，東亞真的會在新冠疫情還沒有完全終結的情況下，陷入大國衝突。拜登或許認為，只要模仿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的處理模式，就能化險為夷。當年李登輝訪美導致台海導彈危機，克林頓政府派遣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從菲律賓向台灣海峽東南部移動，同時又從波斯灣調動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駛入台灣海峽。結果，局面真的平息下來。但是，拜登或許忘了，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目前北京完全有能力從陸地發射難以被攔截的「高超音速導彈」（東風21、東風26），摧毀進入台海的航空母艦。換句話說，如果在美國政權和平轉移之後，中美不及時建立新的風險管控機制，東亞將會面臨很大危機。

對華政策短期強硬為主

特朗普時代的最大政治遺產其實只有兩個：對內是任命了三百多位聯邦法官和三位最高法院法官；對外是確立了對華強硬的立場。這兩個政治遺產，不是拜登幾十道總統行政命令可以抵銷的。換句話說，拜登在國內政策的層面，將會遭遇各地聯邦保守法官的「阻攔」；而在對外政策上，則離不開「對華強硬」的緊箍咒。

我們僅以拜登內閣候任人選在參議院人事任命案聽證會上的案例來看，最早四位被通過的人選，無一不在對華政策的環節上表達強硬立場，沒有一個人向北京拋出任何「善意的橄欖枝」。

國務卿布林肯明確指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最大的挑戰，他還完全認可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對北京新疆政策是「種族滅絕」的定位，在香港問題和對台問題上，也幾乎是「蓬規布隨」。唯一與舊政府不同的是，在對華政策的一些方法上，布林肯有自己的見解，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要協同盟邦來共同圍堵中國。布林肯特別點出的是，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放棄了數十年來的「韜光養晦」戰略，並稱北京正在積極輸出「中國模式」，「他們更加堅定地表明自己尋求成為世界上領先的國家，制定規範、制定標準的國家，並提出他們希望其他國家和人民追隨的模式。」由此，新國務卿認為，這是四十年美國傳統對華政策也必須要「與時俱進」的關鍵。

美國第一位非裔國防部長奧斯汀在聽證會上改變了拜登的競選立場，稱中國是美國頭號威脅，且在上升中，而俄羅斯的威脅則在下降中。對此，他明確表明美國必須改變過去的做法，才能保持和擴大在關鍵戰略領域的對華優勢。奧斯汀甚至提出，對華競爭是全方位的，不止於軍事一面，因為中國問題是美國面對的複雜問題，因為除了軍事外，「這是政府各部門的政策，因為中國通過各種行動來與美國競爭，經濟、網絡、太空及其他領域。」

海恩斯是美國第一位女性國家情報總監（DNI），也是首位獲得參議院提名確認的官員。她稱，「應對中國挑釁」將是她的工作重點，她將指導美國情報界「為美國國會戰勝中國而制訂的長期工作提供必要支持，掌握並分享與中國意圖和能力有關的情報；與此同時也為旨在反擊中國不公平、非法、擴張性及脅迫性等行為的短期行動提供支持」。

中國非常熟悉的原聯儲局主席耶倫，是首位出任財長的女性，也是美國和全球公認的專業高手。即使如此沒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財界精英，她也毫不猶豫稱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並決心要打擊中國「濫用、不公平和非法行為」。她指責中國「嚴重侵犯人權」。與特朗普政府唯一不同的是，耶倫不贊成單邊保護主義，認為解決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最佳方式是與盟友合作，並直接關注侵犯知識產權和不公平補貼等問題。至於對華關稅等經貿制裁政策，耶倫稱要先做評估，才能決定下一步。另外，耶倫不點名警告，美國將不允許「操縱匯率」。

拜登政府對華強硬的理由

從內閣成員的聽證會來看，中國威脅顯然超過俄羅斯，成為美國最嚴重的挑戰。這已經微妙改變拜登「俄羅斯是最大威脅、中國是最大挑戰對手」的定位。這是否顯示，拜登拿奧巴馬時期的「中國認識」來作為對華政策的基礎，已經過時？而拜登團隊的中生代溫和派，已經有了全新的「中國認知」，完全贊同把中國視為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和對手。事實上，目前正在熱銷的奧巴馬自傳《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已經畫龍點睛地指出，如果沒有二○○八年金融危機，華盛頓會對中國更加強硬，而事實上，特朗普時代圍堵中國的印太戰略，也是脫胎於奧巴馬時期的「重回亞洲」政策。顯然，奧巴馬的說法，是要爭奪特朗普「對華強硬」政治遺產中的「股份」。

按理說，目前的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其程度不亞於金融危機，拜登政府藉着在防疫上與中國合作，也可以打造稍遜特朗普時代的「次強硬」政策。但是，在目前的美國政治氛圍中，這種顯示「軟弱」的對華政策，根本沒有出台的可能，這和拜登的外交理性傳統，沒有任何關係，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特朗普通過「中國病毒」這一說法的攻擊和一系列的對華強硬措施，已經成功營造「中國威脅」的廣泛民意基礎。在大選中險勝的拜登政府，不可能、也沒有魄力逆民意而動，來推動對華關係緩和戰略。拜登團隊主要閣員的對華強硬立場，也受制於共和黨參議員的反華立場，不強硬就無法過關。二是拜登在大選中被特朗普貼上「中國傀儡」的標籤，而兒子亨特拿中國公司高額資金的醜聞持續延燒，迫使拜登用對華強硬來避嫌，這跟特朗普為證明沒有「通俄門」而被迫對普京強硬如出一轍。

「戰狼外交」反令美國強硬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北京主動採取軟性外交，以「後退一步」的形式向拜登政府遞出橄欖枝，來共謀中美兩國「海闊天空」的迴旋餘地，為拜登糾正特朗普對華強硬政策創造條件。令人可惜的是，由於北京在美國權力交替的過程中，沒有審時度勢，而是繼續慣性採取「戰狼外交」模式，在拜登上台第一天，就制裁特朗普政府二十多名官員，並強硬警告新政府要「汲取教訓」，以至於讓本來面臨對特朗普二度彈劾而分裂的國會，在對華問題上反而形成更加強硬的共識。由於參眾兩院兩黨人數幾乎不相伯仲，直到二○二二年的中期選舉之前，拜登政府因選舉要迎合民眾厭華的情緒，所以要修正對華強硬路線殊不可能。而且，拜登政府正在氣候變化和世衛組織歸隊，導致華盛頓和北京在領導權以及發展模式之爭上更趨激烈。為此，拜登政府雖然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但在援助台灣上強化力度，在南海問題上也擴大對北京制衡，東亞的戰爭熱點，難以短時間冷卻下去。

（作者為本刊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