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民意敵對成主流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新世紀初，白求恩是加中政府和民間交往中最熱門的詞匯，然後是會說中文傳統快板書的大山。前者是加中友誼的「歷史見證」；後者是加中新關係的「最新橋梁」。在中國有偶像般人氣的大山，甚至被聯邦保守黨總理哈珀任命為「加中親善大使」。在一九九三年上台的聯邦自由黨克里蒂安政府，曾經率領被稱為經貿「國家團隊」的龐大代表團多次走訪中國，每次在加拿大媒體上都是頭條待遇。時至今天，在加拿大的媒體上，看到的大都是「中國對加拿大的威脅」，加中雙邊貿易也只能做不能說，誰談就可能被貼上「親共」的紅色標籤，甚至遭到有關人士的口誅筆伐。 

誰都知道，這是相當詭異的現象，對加拿大的國家利益，對加拿大人的經濟生活，都帶來相當負面的影響。我曾經在媒體呼籲，期待加拿大政界和輿論界對加中關係、加中經貿關係的大討論，在歷史變局中建立對加拿大有利的加中關係。 

為何需要全國大討論？很簡單，因為加中關係經過半個世紀的實踐後，已經到了大轉變的時代。半個世紀以來，影響加中關係的兩個世界大國──中國和美國都發生了巨變。加拿大的變化雖然比較慢，但整個社會民意則「今非昔比」。本來被視為有「傳統友好關係」的兩國民眾，已經展現高度敵意。這也充分顯示，過去雙方的「友好關係」，主要建立在官方主導的輿論場基礎上，民間的深入交往和相互理解，都缺乏扎實的根基。也因此，加中互相在制度操作或者價值觀的認知上，沒有深厚的基礎。對此，華人社區必須反省，一百五十多萬人移民或者入籍加拿大，很多人卻游離在真實的加拿大之外，感歎的是好山好水好無聊。如果連加籍華人都不清楚加拿大的價值觀，加拿大的民主制度運作，加拿大的民間想法，那又如何讓遠在大洋彼岸的十四億人懂得？ 

坦白而言，「白求恩」、「大山」所代表的加中關係象徵，已經消失。未來新的加中關係，肯定要建立在對雙方歷史和價值觀、現實的核心利益、雙邊互利的範疇等明確了解的基礎之上。不管未來加中關係是「戰略夥伴關係」、「普通雙邊關係」、還是「競合關係」，它將建立在現實、務實、扎實的基礎之上，而不再會是虛幻的「十年黃金時代」之類的口號。 

哈珀前總理的「第三種道路」 

從政府層面的角度來看，二○○六年至二○一六年的哈珀時代，他主導的加中關係，是現實、務實關係的最佳體現，甚至可以成為未來加中關係的模版。雖然當年哈珀第一次訪華，中國總理溫家寶說他來晚了五年，但正是哈珀時代，加中簽定了「投資協議」，加拿大獲得了中國「旅遊目的地」地位，多倫多成了北美第一個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雙方彼此給予十年旅遊簽證，中國投資加拿大達到了破天荒的四百億元規模，遣返了遠華案主腦賴昌星，等等。哈珀作為當時加拿大的新一代政治家，讓北京了解加拿大政府在人權和加拿大價值觀上的堅持。 

不久前，我主持的加拿大華裔百人會與哈珀前總理就加中關係進行了第二次座談。我曾經在哈珀執政時多次採訪他。而他卸任後，也在百人會顧問邵威律師的陪同下多次前往中國考察。他曾經說，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勇於奮鬥和開創的中國企業家以及他們秉持的企業家精神，這是真知灼見。 

在執政十年中，曾經跟中國政府有着近五年「冷戰」關係的哈珀前總理，對當今陷入冰點的加中關係如何破局，最有發言權。他開宗明義就將加拿大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做了簡單清楚的釐定：從地緣關係和盟國關係而言，美國是加拿大的「生死之交」，而中國對加拿大有重大經貿利益上的互補關係。接着，他批評加拿大今天的輿論界將複雜的加中雙邊關係簡單化，讓加拿大在兩元對立的模式上做選擇，要麼是「逢中必反」，全面切割；要麼就是「全面迎合中國」。他認為這種兩者必須取一的選擇要求是「假命題」，不符合加拿大所處的政治地位和國家利益。哈珀稱自己執政時的對華政策是「第三條道路」，也最具建設性，那就是聚焦在兩國互補互惠互利的定位，這是雙邊關係的關鍵所在。因此，哈珀建議目前的加中經貿關係應該「去政治化」，加拿大在人權和加拿大價值觀的問題上要堅持原則，毫不妥協；但在雙邊關係上要保持尊重，在雙方互補的經貿議題上要勇於進取，不要讓政治制度的相異和彼此不同的世界觀犧牲經濟的互動和人文的交往。儘管對美關係是加拿大外交的基石，但加拿大的對華關係必須擺脫美國的羈絆，充分呈現加拿大外交的獨立性。簡而言之，加中關係，不妨政冷經熱。

哈珀的觀點，讓我想起另外一個保守黨總理、第十三任加拿大總理迪芬貝克。他在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顧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強烈反對，展開了跟中國的小麥交易，救了很多在饑餓中瀕臨死亡的中國人，也為加拿大的小麥開拓了中國廣泛的市場。更為後來老杜魯多總理不顧尼克遜總統的反對，率先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其實無論是迪芬貝克，還是哈珀，都不喜歡共產黨，但他們知道，與中國建立經貿關係，有利於加拿大的利益，尤其是經貿利益。此外，美國優先不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政策，拜登政府也是「蕭規曹隨」。拜登在疫苗供應上卡住加拿大，與特朗普政府在N95口罩的供應上卡住加拿大，可謂如出一轍。因此，對加拿大而言，獨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獨立的對華經貿政策極為重要。拜登已經對加拿大石油說不，加拿大當然要在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尋找出路。 

解套的第一步應由大國跨出 

加中關係的癥結仍然在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引渡案件和兩個Michael在中國被司法審判的問題。孟晚舟案件的司法裁決六月份定案，兩個Michael的庭審已經結束，正在等待判決。孟晚舟的引渡案判決，控方和辯方的理由都已經擺上枱面，等待法官的最後獨立裁定。可以預測的是，不管哪一方贏，另外一方一定會提出上訴，案子會拖很多年，而孟晚舟在溫哥華仍有自由。問題是，兩個Michael的案子在中國已經被定罪，判刑後會怎麼辦？ 

中方一直強調兩個Michael案件是中國司法獨立的問題，而非是加拿大和西方批評的「人質外交」或者「脅迫外交」。而加拿大民意對中國政府的反彈，七成以上與這個案子有關。為了證明不是「人質外交」，北京沒有選擇，將對兩個Michael定罪判刑。但為了緩和加拿大民意，北京會採取關押期間抵作坐牢的部分時間，而將兩個Michael驅逐出境。如此，才能向世界證明中國沒有在孟晚舟司法問題上搞「人質外交」，也能讓西方投資者、學者、甚至民間旅遊者對去中國沒有恐懼感。 

兩個Michael的問題解決後，孟晚舟案件就單純成為一個引渡案件，反而讓加拿大法官能夠在沒有任何外在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獨立的司法判定。不僅如此，加拿大聯邦司法部長也可以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對引渡決定作出屬他司法管轄權內的最終裁量。換句話說，如果孟晚舟和兩個Michael案件目前已經「糾纏」在一起，那中國應該在孟晚舟案件之前先走出第一步，而非是根據孟案裁決的結果，來決定兩個Michael的命運。中加關係的解套，作為大國的中國，必須走出關鍵的第一步。這就是孟子說的：「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作者為本刊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