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與其說拜登總統繼續在全球組團與中國「全面抗爭」，不如說西方世界目前仍然沒有清晰、統一的對華政策。對白宮而言，暫時延續特朗普政府晚期臨時的對華強硬立場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需要。說其無奈，當然是美中雙邊關係茲事體大，牽動全球經濟走向、亞洲地緣政治合縱連橫、歐洲美國互動、美俄中以及美俄歐洲等錯綜複雜的局勢，拜登上台百日難以即刻有全面完整的對華政策；說其需要，乃是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只要特朗普仍然影響着共和黨走向、影響二○二二中期選舉乃至二○二四總統大選，拜登就無法避免從「美國民粹主義」的角度來制定或者推動對華關係。

不過，有趣的是，拜登政府將自己成功目標的一大部分，賭注在新的跨國威脅上，比如對抗新冠病毒的抗疫，以及針對氣候變化，而要達成這些目標，華盛頓又必須與中國合作。也因為如此，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提出了一個觀點：衡量拜登對華政策是否成功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美中兩大國能否在其他領域（諸如高科技等）激烈競爭的同時，共同合作生產全球公共產品。顯然，美中競爭未必是一種「零和遊戲」。

拜登的對華政策三要素

拜登總統在首次國情咨文中的對華政策有三個基本點：一是競爭（或者競合）但不衝突；二是中國和西方是模式之爭；三，競爭獲勝之道不是把對方拉下來，而是把自己提升上去，展現制度的優越性。

從第一個要素來看，那就是對華政策是進行競爭，但不啟動戰爭。從第二要素來看，拜登並不否認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是「華盛頓模式」和「北京模式」的競爭。從第三要素來看，拜登認為美國贏得競爭的方法是提升美國的實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提出數兆美元的預算，推動基本建設；二是提出巨額撥款，提升美國高科技競爭能力。最新的一個例子就是，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在五月十二日以二十四票贊成、四票反對，通過《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計劃撥款一千一百億美元加強基礎及先進科學與技術研究，來抗衡中國的競爭壓力。換句話說，拜登不會要求中國停止《二○二五中國製造》計劃，而是用自己的五年計劃來壓過中國的科技發展。

有趣的是，拜登在內政政策上處處與特朗普或者共和黨的政綱對着幹，但在「對付中國挑戰」大義名分下，卻可以獲得跨黨派的全力支持。

從原則而言，這些原則與中國改革開放時鄧小平拍板與西方接觸時的立場並無太大差別。鄧小平改變了中國與西方世界處於「戰爭」（可以是各種形式的戰爭、包括意識形態的戰爭）的傳統，敢於向世界打開國門；鄧小平並不忌諱與西方的競爭是模式之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之爭），而實用的方法就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些觀點，與拜登的立場不謀而合。一如特朗普最看重的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學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一書中建議的，美國對付中國要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拜登在國會的國情咨文演講中，並沒有像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蓬佩奧那樣，刻意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分割，而統統以「中國」概稱，以避免國際輿論指美國政府的目的在於推動中國的「政權更替」。也有輿論認為，這是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選擇走務實路線，不排除與北京在環保等領域的合作關係。 

拜登對華政策的戰略源頭

對於拜登政府對華強硬政策，美國國內的專家分析和輿論評估很分歧。有的認為這是拜登的「表面文章」，為了應付特朗普和民粹主義的反華氛圍，他只能這麼幹，而非是真的強硬派。也有的認為，拜登才是真正的對華強硬派，特朗普則是為了「極限施壓」。那麼，拜登對華戰略出自何處？當然，國務卿布林肯、國安顧問沙利文等人，是拜登對華政策的執行者，他們作為民主黨的「新一代」，在對華問題上有自己的想法，基本的立場也主張強硬，但拜登對華政策的源頭，仍然可以找到基辛格的影子。拜登在華府四十七年，全程目睹基辛格對華戰略設想在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治下的實施過程，所受影響自然不淺。

從意識形態的立場而言，拜登、基辛格都是反共的，只是作為民主黨的領袖，拜登在經濟模式和社會理想上看，是接近「共產主義」的，這也是為何特朗普將拜登和民主黨進步勢力（極左派）視為是同一派人。然而，基辛格雖然被批評為「熊貓派」，而猶太精英也常被反猶太主義勢力視為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但基辛格對美國（也對以色列）的忠誠是無疑的，他也是美國作為世界首強的堅定支持者。作為國際戰略家和政治學均勢理論大師，他對美中俄三方博弈以及合縱連橫，有着成功的政治實踐和豐富的理論洞見；同時，作為七十年代以來持續觀察中國崛起、訪華達八十多次、且與中共自毛鄧以來的所有掌權者有深度交流的西方政客，他對美中關係的論述和觀察是討論美國和西方對華政策「必讀參考」。

隨着美中全面對抗的持續，有人驚呼：新冷戰已經拉開帷幕。唯中方領袖從習近平到王毅，都否定北京是要與美國「一比高下」，甚至最終「超越美國」，而是在堅持扮演地緣大國主導地位的同時，與美國和西方世界「和平共存」。

對此，如何判斷中國實際的地位和戰略方向，成為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頭痛挑戰，而各方意見的分歧也導致判斷的莫衷一是。從美國朝野的角度來看，拜登總統的對華政策原則以及布林肯國務卿的實施手段，是了解美國執政黨的最現實途徑。而在野的共和黨的對華政策其實分為三種：一是特朗普實用主義的對華政策，這部分正在被拜登「蕭規曹隨」的暫時繼承，表現在懲罰性關稅、高科技脫鉤、東亞政策（包括台海、南海、印太）的戰略牽制等方面。特朗普的反華和反共是實用主義的手段，隨中國對美政策的軟硬程度而不斷調整。二是共和黨的保守鷹派，包括原國務卿蓬佩奧代表的行政系統，以及參議員克魯茲、盧比奧代表的國會勢力，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推翻中國執政政府，達成改朝換代，卻不在乎中國的分裂分離可能造成的東亞和國際社會的混亂；第三種對華政策是以基辛格、小布殊前總統為代表，充分了解中國歷史，客觀評價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美中和解政策，探討如何與中國的崛起共存以及有效與之競爭，來維持美國的優勢地位。值得關注的是，共和黨的第三種對華政策思路，在黨內遭遇前面兩種力量的「圍剿」，卻被民主黨執政者重視並部分納入其對華政策。

承繼基辛格的對華戰略設想

基辛格不是熊貓派，而是知華派，且對中國歷史懷有尊重。他一貫認為，中國的崛起只是「回歸常態」，滿清末年之前，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第一位。在基辛格眼裏，中國具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和帝國底蘊，在滿清乾隆康熙盛世的時候，已經完成國家的版圖擴張，之後的施政重點是如何保住「大清江山」，而非像西方殖民主義時代呈現的「向外擴張」狀態。

基辛格認為，在中國的帝國時代，中國的外交是以外國在文化上與自己的親疏程度來劃分關係的遠近。正因為中國長期是「世界第一」，基辛格認為中國自然要追求「霸權」，因此，美國必須要阻止中國崛起成為第一，做好反對中國建立霸權的準備。

但是，在與中國競爭的過程中，基辛格提醒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的大環境中，美中之間任何的零和遊戲帶來的將是世界的毀滅。因此，在美國有史以來遇到中國這個勢均力敵的敵手時，必須秉持兩大原則：一是要學會和中國這樣的大國「相共存」。這是有歷史縱深的看法。因為即使在西方帝國主義如日中天、中國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西方世界都無法「吃掉」中國，何況今天。二是要採取「共存中壓制對手」的雙重競爭模式。由此可見，基辛格雖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他的立足點仍然是「美國優先」。可以這樣說，拜登對華政策承接了基辛格的對華戰略設想，只是在方法上，他不會嘗試基辛格所說的「聯俄制中」，而是以制度共識為基礎，同盟友攜手組建統一戰線，來對付中國和俄羅斯。 

（作者為本刊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