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也曾陷「內卷」風暴

的確，就課外補習的瘋狂程度來講，韓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就我所知道的很多韓國家庭幾乎把家庭收入的一半花費在課外輔導上了，為了給孩子補課，甚至有的家庭賣掉了房屋甚至舉債度日。這對於剛剛進入校外輔導這個慘烈戰場的很多中國家庭來講是不可思議的，就在很多中國家長在吐槽自己被裹挾進入教育「內卷」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的是，像這樣的教育「內卷」生活，韓國人早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他們已經經歷了近半個多世紀殘酷的「補習內戰」。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韓戰之後，國家百廢待興。加強教育、提升國民素質、掃除文盲是韓國政府的當務之急，從那個年代開始，校外補習也就誕生了，和中國一樣，最初的補習機構是給成績不好和考試失利的學生雪中送炭，而不是給成績優秀的學生錦上添花；但是隨着韓國經濟的發展對於高學歷人才的需求不斷上升，考上名校就有好的未來成為了所有家長的共識。通往「天空之城」實現美好生活的大學就只有—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而想要進去的學生卻有幾十萬，百裏挑一的機率讓全體國民都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補習內卷」之中，就像中國的課外補習機構那帶着恫嚇和威脅的廣告語一樣—「你不來補習，我們就補習你孩子的對手！」在那個年代，雖然很多韓國家長也在反感課外補習，但是一想到孩子進入名校的誘惑，大家也就默默承受了。正如我採訪的一位韓國老人所說：「那個時候家裏有錢就都讓孩子去補習，如果沒錢就只讓男孩子去補習，從小學就要開始，孩子不去補習的話家長會被指責不負責任的」。

這個時期的韓國補習教育還處在野蠻發展的狀態，但是不菲的補習費用和佔用了大量學生和家長時間的問題已經引起了民眾的怨言，對於這個問題，韓國政府也想出了解決辦法，那就是首先取消中考，然後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高中平准化政策」。這個政策的核心就是通過平衡、平等、平均、標準化的教育達到高中教育的公平公正，縮小各所高中之間教學質量的差異，為此取消了名牌高中、重點班級、甚至連老師都採取輪換制度，每四年就進行學校老師的輪轉。這些手段在當時還是有成效的，很多人都歡呼這是窮人的教育福音，天真的認為這會給家長和孩子減負成功。但是隨後的發展就很諷刺了，從一九七四年開始，韓國的補習院數量不減反升，各種校外輔導機構發展迅猛，補課的家庭反而越來越多，這又是為什麼呢？

有錢人出奇招偷偷補習

因為即使取消了中考，讓各所高中教學質量平均化，但是高考依然存在。高考那少得可憐的名校錄取名額是不會青睞那些只接受過平均化的高中教學的學生的，要想贏得高考，必須從進入高中的第一天就開始超越你的對手成為精英。於是韓國全體高中生都會被綁架着加入更慘烈的高中課外輔導的戰車上。高中的名師們更是樂意在課堂上遵循平均化教學方針，敷衍了事，不好好教學，然後下課以後轉到各個輔導機構收取高昂的補習費進行課外輔導。這樣反轉的結果自然讓韓國政府目瞪口呆。一九八○年，全斗煥成為韓國總統，為了吸引民眾支持，他提出了「實現正義社會」的口號，率先對民眾深惡痛絕又無可奈何的課外補習下手，這是韓國歷史上最嚴苛的措施，史稱「七．三○教育改革」—所有大學生和學校教師禁止一切的課外有償補習；取締校外有償補課機構；派出巡檢組全國查處違規補習的行為；對於膽敢補課的老師和家長予以處罰；這些措施的力度比起現在中國政府頒布的「雙減」政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初也是受到了民眾的歡迎，而且事實證明，這個政策確實惠及一代人。但是只要高考還存在，就仍有家長會鋌而走險，於是在韓國補習歷史上最荒誕的一幕出現了，韓國很多富有的家庭為了能讓孩子補課，想到了各種各樣瞞天過海的奇招：有的讓老師化妝成家裏的幫工、傭人來給孩子補課；有的讓老師深夜時分來家裏補課；有的乾脆買一座別墅把老師接來居住好給孩子補課；有的開車去接老師在車裏給孩子補課等等；有的老師回憶說那時候每次偷偷補完課從家長手裏拿過裝着現金的信封時，心裏是既興奮又忐忑，感覺自己像是做小偷一樣！

這種情況對於普通的平民階層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以前放開補課的時候，好歹自己家孩子還能補課；現在全面禁止以後，補課卻成了權貴富人階層的專屬特權。於是，家長們也都絞盡腦汁讓自己孩子也擠進「違規補課」的游擊隊之中。聽韓國有些老人說，當時有些專門查處課外補習的監察官員就靠着特權對一些補課老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條件就是讓老師給自己家孩子偷偷補課；這樣打擊課外補習的成效自然可想而知！明面上課外補習機構都被取締了，但是這些輔導老師們早已化整為零，潛入到千家萬戶了；表面上禁止給孩子補課，但是幾乎每個富人家庭都有自己的絕招給孩子偷偷補課。一九九八年媒體披露首爾大學校長的夫人偷偷請老師給女兒補習，這樣的「醜聞」立刻震驚全國，最後校長也不得不引咎辭職來平息公眾的怒火。

二○○○年，形同虛設的禁止課外補習的法令被韓國的最高法院取消了，理由是「禁止補習侵犯了兒童的受教育權」。這個理由在我看來，應該改為「禁止補習侵犯了普通家庭兒童的受教育權」，實際上在任何時候，所謂的禁止課外補習最終的受害者都是普通的韓國家庭，從一九八○年禁止課外補習到二○○○年允許課外補習的二十年間，韓國的補習教育從來沒有終止過，課外補習從以前的一對多人轉入了一對一，甚至幾對一的服務，補習成了富人的專利，結果就是考入韓國「SKY」的富人子弟比例明顯提升，寒門學子進入的比例迅速下滑。有數據顯示在「SKY」三所頂級大學裏，普通家庭出生的學生比例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七十下降到二○○○年的不到百分之三十，這中間巨大的落差根源還是在於富有階層擁有課外補習這個巨大的優勢。

開禁之後也不見得好轉

當然，課外補習開禁之後的韓國教育好轉了嗎？沒有。教育變成了赤裸裸的教育軍備競賽，五千多萬人口的韓國現在有超過十萬家課外補習機構，韓國實際上形成了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的另一個獨立的課外補習體系，首爾江南區就是形象代言。學前教育、國內外名校、素質教育……你想要的，這裏都有，而且水準相當之高。這個體系涵蓋了韓國八成以上的學生和家庭；這個體系背後有雄厚的資本在控制和運作；造成的結果就是沉重的教育支出讓很多韓國家庭不堪重負；激烈的補習競賽讓學生壓力倍增；公立學校拱手把教育重任讓位給課外培訓行業；國家一致提倡的公平正義社會蕩然無存。孩子都知道要考進名校這兩個「力」缺一不可—父母的財力和自己的努力，正如我身邊的江南媽媽們口中的那句話：「首爾江南，是我們育兒的天堂」。這就是韓國目前教育冷酷的真相。

這不僅是教育的內卷，更像是一場殘酷的內戰，這場戰爭中，政府、家長、孩子都是失敗者而且還持續互相傷害，唯一獲利的是教育培訓行業的資本。因為一旦教育資本化以後，教育的目的就偏離了造就社會有用之人這個目標，而變成了唯利是圖。為此不惜人為的製造和兜售教育的恐慌和焦慮，收割每個家庭的財富，挖空國家公立教育的基石。寫到這裏突然想起一位韓國補習界金牌講師，她是我的至交，十年前她說：「我要移民美國，這裏的教育太瘋狂了。」可十年後我問她孩子在美國的教育情況，她只回我四個字：「天下烏鴉」。

韓國目前教育培訓行業自成一體，一家獨大的局面已經積重難返，給整個國家民族帶來的負面效應遠遠大於它的積極作用—階級的固化、社會貧富加劇、年輕人超低的生育率、全民對教育的焦慮和瘋狂投入等等。但是，這種局面就如同一個魔咒，根本無力打破；我就中國政府的「雙減」政策進行調研時，大部分的韓國家長的回應是持悲觀的態度：「因為公立教育滿足不了學生的需求，所以家長一定會想方設法的去找私教補課的」；「想法是很好，但是在韓國已經證明過了，只要有市場需求就很難成功」；有些補習機構老師則坦言：「他們覺得這不可思議，沒法禁止的，將來這個政策一定會漸漸鬆動的」。也不乏有韓國家長滿懷希望的表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也許中國能真的找到方法來破解這個魔咒。」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教育內卷的問題牽涉的方方面面實在太多。韓國的失敗教訓也許可以給中國帶來啟發。至少在如何提升和完善公立教育質量，把優質師資引向公立學校，更多滿足學生家長的不同需求上，中國政府能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但是就目前中國對教育的投入每年只佔百分之四左右的GDP，位列全世界一百一十位來看，要想達到「雙減」的效果，恐怕還需要更強的決心，畢竟教育要減下來，國家真金白銀要加上去才有可能達到平衡的。

（作者為本刊駐韓國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