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過程中，習近平十二月八日與沙特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在王宮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次日則與阿拉伯國家聯盟二十一國領導人聯合發表《首屆中阿峰會利雅得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國家全面合作規劃綱要》及《深化面向和平與發展的中阿戰略夥伴關係檔》，並且還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六國領導人一同發表聯合聲明，宣告雙方關係更上一層樓。此舉強化了中國國家安全的戰略根基，即能源供應的多元化與運輸的暢通無阻，以及區域權力平衡的持續穩定。

難以坐視不管的伊朗

毋庸置疑的是，此次海灣合作委員會第四十三次首腦會議閉幕聲明踩壓到了「波斯雄獅」伊朗的大後方，迫使其毫不留情地「怒吼四方」，以免其「敵對勢力」得寸進尺。其中，涉及「雙方領導人強調支持一切和平努力，包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旨在根據國際法準則進行雙邊談判以和平解決三島（大通布、小通布、阿布穆薩）問題的倡議和努力，從而根據國際法理解決該問題」的內容隨即激起德黑蘭方面的強烈抗議，險些觸發外交危機。

僅時隔一天，伊朗總統辦公室政治副主任穆罕默德．賈姆希姆（Mohammad Jamshidi）十二月十日就在其推特寫道：「中國夥伴應牢記，當沙特和美國所支持的敍利亞伊斯蘭國和蓋達組織以慘無人道的軍事侵略行為摧毀也門時，是伊朗通過打擊恐怖分子的方式確保了該地區的穩定和安全，防止了恐怖主義的進一步蔓延。」

次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納賽爾．卡納尼（Nasser Kanaani）譴責海灣合作委員會的聲明，並且高調重申伊朗的原則立場，稱此類聲明是針對伊朗恐懼症所實施的又一次政策失敗，敦促該委員會重新考慮對其處理地區問題的態度，採取建設性的途徑，波斯灣所屬阿布穆薩島、小通布島和大通布島乃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此所提出的所有主張無一例外都是破壞穩定且干涉其內政與領土完整之舉。

而伊朗伊斯蘭議會第一副主席阿里．尼克扎德（Ali Nikzad）則在同一時間強調，伊斯蘭神聖政權將會對部分虎視眈眈的鄰國野心及行為作出令其後悔莫及的強烈回應，希望與伊朗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和貿易夥伴，在其各自所屬商業關係中保持謹慎，避免在雙邊和多邊對話過程中採用一些非常規的辭彙。相比之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司令阿里禮薩．坦西里（Alireza Tangsiri）少將的表述更加具有火藥味（十二月十三日），即伊朗並不謀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但如果伊朗船隻遭遇限航，革命衛隊海軍將不允許任何船隻離開波斯灣。

錯綜複雜的中東關係

通過德黑蘭此次所作的「強烈譴責」不難看出，連接世界古老文明之「五海三洲」（即分別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地中海、黑海、裏海、阿拉伯海與紅海）的中東，作為區域獨立地緣政治板塊乃至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所屬權力結構最為複雜且鬥爭最為激烈的地區，境外勢力的進入無論其大小均會打破看似堅固實則岌岌可危的微妙平衡，進而引發曠日持久的區域性族群明爭與國際性大國暗鬥。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克里姆林宮已憑藉其自身傳統區域影響力多次嘗試在中東板塊恢復十九世紀末沙皇俄國所屬之正統勢力範圍，進而為當前俄屬「印太戰略」的順利實施奠定地緣政治基礎，其中構築以裏海為中心的「菱形三邊準同盟」（高加索—東歐—中東—中亞）則是重中之重。

正如中亞先祖所言：「世界格局由三大支柱支撐，即伊朗、圖蘭及羅馬。」以此為依據不難看出，現階段西起愛琴海，東至阿勒泰，貫穿裏海的突厥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以及分別對接裏海與波斯灣的伊朗無一例外地均是「第三羅馬」，即莫斯科的聯合對象，同時也是決定其「歐亞縱向軸心戰略」之核心「K」字形「歐亞反包圍圈」成敗與否的關鍵所在。而伊朗則是實現「歐亞反包圍圈」所屬「I」字形「裏海命運共同體」（阿塞拜疆、俄羅斯、哈薩克、土庫曼、伊朗）與「C」字形「印太利益共同體」（朝鮮、俄羅斯、蒙古、中亞五國、阿富汗、印度、越南）能夠完美對接的核心樞紐國，其地緣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錯綜複雜且漫長的中東區域意識形態競爭中，伊朗長期以來可謂「單槍匹馬」，其所屬民族主義以正統雅利安主義（Aryanism）作為核心，分別與泛波斯主義（Pan-Persianism）與伊斯蘭什葉派（Shia）思想相結合，進而構建出區域唯一一個具有古老帝國性質的泛伊朗主義（Pan-Iranism）文化身份認同與宗教領袖觀念。可是，伊朗意識形態雖極為牢固，但始終具有很強的局限性，所以在與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及遜尼之哈納菲派（Hanafi）思想、沙特阿拉伯的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及遜尼之瓦哈比派（Wahhabism）思想、以色列的錫安主義（Zionism）及猶太教（Judaism）思想等多邊競爭中處於「包圍被動地位」。

因中東獨有之四角權力平衡分別是由地處西北部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土耳其、西南部黎凡特（Levant）的以色列、東南部阿拉伯半島（Arabian Peninsula）的沙特及東北部波斯高原（Persian Plateau）的伊朗所構成，所以「中國—阿拉伯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將不可避免地與其相對應的「俄國—突厥利益共同體」和「美國—以色列安全共同體」形成犄角之勢，使原本就已十分孤立的伊朗更加邊緣化，並且反向刺激其內部愈演愈烈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明朗化與公開化。

勢不可擋的路線之爭

自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位於俄國所主導之國際南北運輸走廊與中國所宣導之絲綢之路經濟帶（即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交匯處的伊朗長期受惠於由此產生的經濟效益，即便遭受西方各國制裁也依舊立於不敗之地，持續發揮並捍衛自身所屬區域平衡作用及傳統大國地位。

但伴隨中美新冷戰與俄烏戰爭的相繼爆發，以及俄屬歐亞戰略布局的調整，事先源自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地緣經濟秩序輸出陷入停頓狀態，相反逐步開始被「核心地帶」的新地緣政治秩序所取代，深度依賴「灰色經濟」發展模式的伊朗將何去何從，已成為德黑蘭權力核心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形成於「裏海命運共同體」的「南北效應」如同海嘯般席捲伊朗政壇，並強而有力地衝破了德黑蘭精英集團內部所原有的共識，迫使其在錯綜複雜的勢力分化進程中以民權抗爭的形式展開激烈的角逐，進而為後哈梅內伊時代的伊朗新戰略發展規劃及路線掃清障礙且奠定基礎，而因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所引發的全國性「自由女神運動」，則是這一權力之爭的延伸。

長驅直入的歐亞主義

在此過程當中，改革派當中的「歐亞派」與保守派當中的「親北派」，以及改革派當中的「亞太派」和保守派當中的「親東派」，就圍繞未來戰略發展路線是應延續其原有之先海後陸式東西發展路線，還是順歸先陸後海式南北發展路線問題，陷入秘而不宣的長期「相互討伐」之中。因此，「中阿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與實施，不可避免地會為「歐亞派」與「親北派」向「亞太派」及「親東派」發難創造條件，使其能夠一舉打破現有之僵局，重構權力平衡與格局。

與伊朗結盟建立大陸國家是當前新歐亞主義之新主流思想的設想依據之一，其中鞏固裏海沿岸突厥—波斯穆斯林與俄羅斯基督徒之間的傳統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凝聚其各方地緣經濟及政治利益是克宮確保所屬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之三位一體式（能源、糧食、運輸）壟斷地位不動搖的戰略保障之一。

（作者為哈薩克斯坦猶太裔學者、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