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京官對香港希望有更多感性認識，也是需要的，所以歡迎他們多來港，但怎樣才能了解真像和主流民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妨探討一下夏寶龍來港的目的和成效。

先看此行的定位和性質，這在中國政治文化裏頗為重要，可以影響工作方向。官方用的字眼是「考察」，顯示某種由上而下的意味；尤其是在官場中，「考察」一詞與民間的「考察」的層次更不一樣，包含「垂直管治」之意。近期在內地，李強上任總理後到地方去，多用「調（查）研（究）」一詞，這個詞於是流行起來。習近平最近到廣東，用的字眼是「考察調研」。對比之下，夏寶龍來港的「考察」已近乎「視察」；建制內人士接觸之後，更形容此行是「考核、督軍」。

立法會要成為「良性民主平台」

再看夏寶龍行程的陪同安排。港府人士形容，「幾乎半個港澳辦的人也來了」，可見除了夏寶龍的公開行程外，其他隨行官員可能有其他工作，例如私下接觸各方人士，來一個全面的實地調研，才是更重要的任務。

此外，某港府高官形容，他們在這段期間「既忙且閒」。何解？忙者，因為要應付夏寶龍來港掌握情況的需要、隨時候命。按內地規格，李家超幾乎「全陪」，有關官員則按需要和要求出動，以至有官員形容他們的日常工作「幾乎停擺」。所以，除了應付夏寶龍和內地官員的要求外，其他工作自然可以「閒」一點了。

換言之，夏寶龍此行要鞏固港府和官員們的忠誠度和執行力度，是一大重點。這也是習近平來港時提出四個希望的第一項，就是港府提高治理水平。如今李家超政府上任一年多，也許北京認為是實地考核的時候了。

夏寶龍來港的另一個重點，相信是進一步鞏固「由亂到治」的管治模式。例如，他到立法會的時候提出，立法會要成為「良性民主平台」。怎樣做？內地制度可作參考並效法──全國人大是權力機關，全國政協是協商組織，所以，香港立法會可以兼備立法和協商功能。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立法會、區議會的選舉制度和文化愈來愈與內地看齊的原因。

此外，夏寶龍提出「立法會的愛國者也是管治團隊的一員」。這種提法過去較少，因為泛民的成員還在。如今，全部議員都被視為愛國者，可以放心讓他們擁有更多權力，才能配合政府施政。而且，立法會的愛國者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與市民良性互動，引導市民「不要為對立而對立」，要理性表示意見。因為這類說話出自政府官員的口，效果不佳，甚至引起反彈；相反，由「民意代表」來說較好。所以，夏寶龍說了「遊行不是唯一的表達方法」之後，建制人士隨即連番解讀，其他「五一」遊行的活動申請亦隨即撤回。

值得關注的一個小節，就是當夏寶龍到立法會的時候，本來安裝在主席座位前的「立」字（立法會標誌）忽然不知所終，據說是「工作人員認為這樣影相的效果不好」。但到底有沒有其他含意？則言人人殊了。

夏寶龍來港的重頭戲，其實是四月十五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藉此加強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港府官員說，雖然香港已「由亂到治」，正努力「由治及興」，但中外關係緊張，中央至今仍擔心「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破壞香港，認為必須提高全民警覺。

所以，夏寶龍訪港前後，港府放出聲氣，《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準備仍在進行中，甚至透露最快可以在今年內立法，比早前建制派傳出的消息（明年一月台灣大選後才立法，以免讓民進黨借題發揮）還要早。所以，二十三條立法已事在必行，時間已不重要了。建制派還透露，暫時未立法的一個原因，是有關方面希望深入研究，要做到滴水不漏，以免日後經常需要全國人大釋法，影響二十三條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不過，坊間有一個笑談，就是「國家安全教育日」定在四月十五日，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之日。官方對此不願多談，皆因胡逝世後爆發「六四事件」。也許純屬巧合，但已成為談資。

經濟：中央三個擔心

至於經濟層面，也是夏寶龍關心的議題。據了解，港府雖然到處招商，吸引人才回流，但十分吃力，效果「中規中矩」，而外來企業的數量有所增加，但結構有「輕微變動」。圈內人士解釋，一些歐美資金離港的同時，中資企業來港（其中一些在美國不能上市而轉來香港），彼此數量有一些變化，但外資留港的數字「仍然可觀」。

此外，建制人士稱中央還有三個擔心。一是外國還會進一步抽空香港經濟，例如美國「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負責人華自強月前來港，曾傳出建議美資撤離的消息（美方已否認）。二是外國可能掀起一場金融戰，因為這是中國比較薄弱的一環。三是西方經濟也面臨巨大挑戰，也許自身難保，從而轉嫁危機。所以，中央希望香港繼續努力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導入口」的角色。

總體而言，夏寶龍此行達到了官方的目標，加強管治基礎，穩住內外陣腳，強化國家安全。至於能否吸引市民的凝聚力？則有待夏寶龍完成考察後再進行民間考察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