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年，因為新聞報道需要，蔡玉玲製作有關「元朗七．二一事件」專題報道，向香港運輸署申請車牌查冊，即透過當局註冊資料查證所有權記錄，事後她被指查冊時作出虛假陳述，因為在查冊申請證明書勾選用途時，蔡玉玲選擇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她被告上法庭。原審法院和下級上訴法院裁定她有罪，罰款六千港幣，理由是這用途不包括她的新聞目的。我相信，這要是在五年前，根本就不算什麼事。

蔡玉玲不服定罪上訴，二○二二年十一月遭駁回。之後她再向終審法院上訴，終院六月五日做出了裁決。一致決定推翻此前的定罪，裁定「沒有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排除在蔡玉玲所選的查冊用途「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以外。蔡玉玲的查冊用途陳述不屬於虛假陳述。

為「一國兩制」的實踐作詮釋

最亮眼的是法官們還表示，選擇廣義的理解是出於「憲法保護的言論和新聞自由」。裁決後，曾經倍受困擾的蔡玉玲說，終審法院的判決強調了言論和新聞自由受憲法所保障的精神，「我想這是今天裁決的最大意義。」自然，這彰顯了香港司法獨立，也還原了報道真相作為記者職責的重要意義。這是「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留給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而這些卻一直被擔憂是否已經失去。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終院作出裁決後回應時指出，裁決反映了本港公正的司法制度及法治精神，確保《基本法》在香港有效履行及實踐。特首的這個評價是有戰略意義的。經過修例、《國安法》，加上三年防疫，外界對香港的「一國兩制」信心削弱，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都受到詬病時，強調司法公正、履行《基本法》的具體實踐，比任何空泛的口號都管用。

今天的香港，從上到下就是缺少對仍然堅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踐作詮釋。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中央也肯定了「一國兩制」所取得的成就，並繼續堅持這條道路走下去。但如今看香港，與曾經實踐走過的路越來越遠。香港很需要有類似終審法院般，站在一個高度來詮釋、釐清一些司法公正和新聞自由的概念，這樣可以盡量減少誤判。

李家超還強調，特區政府會按法律行事，就終審法院裁決，聯同運輸署、運輸及物流局，律政司將詳細研究判辭，改進車牌查冊程序和指引，以符合裁決要求。

這一點也非常重要。「詳細研究判辭」、「改進車牌查冊程序和指引」，究竟按照什麼樣的方向進行才是關鍵。是寬泛的以更為開放的態度，還是進一步收縮而加大控制力度。這對自由度減弱的香港至關重要。我們希望終審法院的裁決，對政府決策應該是積極的，是持開放態度而不是消極收緊控制。

收緊查冊如因噎廢食

十年前，我還是記者時，為調查一位在香港的國企老總所擁有的海外BVI（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數額，通過會計事務所查冊，並寫出調查報道。報道是正面的，而且有助中央的防腐反貪。這引起北京高層高度關注並隨即作出處理。可見，記者查閱撰寫報告對社會有積極的作用。

當時，會計事務所並不知道我查冊是要幹什麼。但數年後，我和會計朋友聊天，得到的信息是，香港政府作了修正，同樣的情況已經不能再查冊了。政府限制了很多資料的查證，這樣實際上是限制了新聞媒體人的監督職責。

毫無疑問，政府近年收緊查冊不是針對新聞媒體人，而是因為有人利用查冊的便利針對政府人員的「起底」活動，嚴重侵犯私隱等。但這樣的違反行為的用途在查冊得到結果後，是可以判斷出來的，政府不能因噎廢食。

終院裁決提到，傳媒為了公眾利益而查冊，跟為了八卦低俗趣味去查冊，兩者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告訴社會，有沒有合理理由是可以分辨出來的。政府更應該打擊的是非法使用，而不應該是禁止新聞媒體使用。馬克思說過，倒洗澡水，不能連帶把洗澡的嬰兒都倒掉。

這個案例歷經數年，幾輪審判，給當事人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給香港新聞界帶來的困惑也不言而喻，一直到了終審法院才得以獲得公正裁決，這中間又有多少需要汲取的經驗教訓？司法機構及政府部門又該作何反思呢？難道真的分辨不出新聞自由和濫用查冊的界線嗎？

香港要堅定不移的堅持新聞自由、香港司法獨立要堅持以公正為目的等等……這些都不是掛在嘴上簡單說說，而須要在實踐中表現出來。

終院的裁決，強調應從廣義角度，理解「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這一車牌查冊申請理由，認為這可以體現《基本法》對言論及新聞自由的保障。終審法院的裁決表述得十分明確，這種對新聞自由的捍衛，對司法公正的理解是寬泛的信任而非狹窄的嚴控。這是一個自由社會需要維護的價值。不僅是在終審法院要得到維護，所有的法官、政府決策者都應該懂得，並自覺維護。

案件主角蔡玉玲在電台表示，不同意特首的表述，她強調本應由社會維護的價值，不應由被告證明自己無罪。是呀，前面二輪庭審都判有罪時，政府強調這彰顯了法治精神；如今，終審法院還以清白，政府又認為彰顯了司法的公平公正。

怎麼判政府都是對的？這只能理解為，雖然判決不一，但法治精神不滅。

（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