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不想看見輸打贏要的結果

回顧蔡玉玲案，坊間主要關注以下幾點：

一、記者履行新聞界的天職，追查真相，找出涉嫌的有關人士，其實可以幫助官方調查案件；長遠來說，這是秉持社會公義的做法，理應得到支持和鼓勵，但為什麼反過來被控告和定罪？政府和司法系統掌握龐大資源，但怎樣才能恰當使用納稅人的錢？在警方決定拘捕、律政司決定檢控的過程中，是否可以做得更細緻，不要給外界「從政治角度考慮案情」的感覺？

二、運輸署在查冊用途上只列出三個選項：「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但這些選項是否足夠？長期以來，傳媒或第三者選用第三個選項時，都不會被視為犯法，但為什麼蔡玉玲卻被控「虛假陳述」？背後的思考是什麼？適宜說得清清楚楚。

三、最新消息指，蔡玉玲終極勝訴後，運輸署馬上按終審法院的判決精神行事，讓傳媒使用「其他交通事宜」作為查冊理由，這是一大好事。但這種做法日後會否改變？卻是未知之數。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相關部門一定會因應判決內容檢視相關程序」。那麼，是朝那一個方向檢視呢？是想辦法把規定寫得更嚴密，堵塞漏洞，阻止查冊？還是知道信息自由對開放社會的重要性而逐步放寬？市民不想看見輸打贏要的結果，所以當局務必審慎而行。

四、蔡玉玲案引出舉一反三的漣漪效應。各界開始關注，終審法院用較寬鬆的尺度看待新聞和查冊工作，因為這種制度有利於公眾監督；既然這些原則可以應用在新聞查冊之上，為什麼不可以擴展到土地和公司註冊等領域？這些領域都涉及公眾利益的範疇，只要同時採取適當保護個人私隱的措施，就可以平衡各方利害關係。這有待官方研究了。

如何消除寒蟬效應？

五、蔡玉玲雖然終極上訴得直，但官方對她的檢控，已產生一定的寒蟬效應。據業內人士透露，儘管前線記者仍努力不懈，希望透過查冊追查真相，但不少傳媒的管理層已明令下屬，不要再查冊了，以免惹上官非。這個負面效果如何消除？倒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六、談到寒蟬效應，不單在查冊問題上，還在很多敏感以至不敏感的生活層面上體現出來。上月適逢「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官方認為是敏感日子，採取嚴謹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人卻煞有介事地向電影院溫馨提示，導致戲院取消所有包場電影，連毫無敏感、只是講述香港戲院歷史的電影也受到牽連。

此外，由鍾庭耀負責、享有聲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過去多年來均進行關於「六四」事件的民意調查，但今年完成調查後卻收到「善意的建議」，認為還是不發表為佳。最後，外界無法得知今年有關「六四」的調查結果。市民一般認為，這是「被寒蟬的結果」。

長此下去，「禁區」、「紅線」愈來愈多，不用壓制已可以令人自行收斂。所以坊間出現一句話：（促使）自律比法律更有效。法律，需要官方行動；自律，卻不花官方氣力。不過，這又是現代化社會應有的形態嗎？

七、蔡玉玲被控的罪名是「虛假陳述」，但事件卻隱隱存在別的性質。其中一種傳言是，蔡玉玲的報道「引起和煽動仇恨」，應杜漸防微，以免引發後續影響。

我想，如果此說成立，那就要弄清楚真正的仇恨來源了。我無意在此深入討論，「來源」二字從來是個怪圈，哪一點才是起點？無人能說清楚。倒不如反過來想──這是解決問題的思考圈，每一點都是起點，這樣就容易想出解結的辦法了。

「模糊藝術」是否應該檢討？

八、正當蔡玉玲案終結之時，忽然又有另一宗值得關注的案件──袁靜婷案。這位二十三歲的香港留學日本學生，被控做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涉嫌「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及／或香港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等。她今年三月回港換領身份證時被捕，六月十六日提堂。不過，袁靜婷一方認為大部分被指涉案的帖子不是在香港境內發布的，所以涉及「域外法權」的爭議。由於此案已進入司法程序，外界只能繼續關注此案的結果和延伸的影響。

蔡玉玲事件也被認為包含「煽起仇恨」的因素。官方表示，只是依法行事，沒有政治意圖；但在民間眼中，官方的標準經常變化，答案也像猜謎遊戲。所以，怎樣讓市民清晰知道界線何在？才是官方應該多想的事情。也許，過去有一種「模糊藝術」的想法，讓市民自行拿捏，更能達到無為而治；官方毋須說得透徹，否則將會作繭自縛。幸好，終審法院不模糊，蔡玉玲才能堅持正果。如此說來，「模糊藝術」是否應該檢討呢？

九、除了終審法院的判決恰當之外，最值得肯定的當然是蔡玉玲的堅持了。這也是香港精神的一種體現。近年來，令人無奈、無力、無助、無望的「四無感覺」愈來愈明顯，尤其在年輕人身上更為突出。教育界和社會學者已提出警示：正常的社會強調平衡，而不能讓它失衡！近期發生連串「斬人事件」，不應渲染，但也不能刻意低調。這些事件是社會失衡和失常的典型例子，所以，如何減少社會壓力？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