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政圈有兩則新聞較引人注目。一是港府通緝八名身在海外的港人，並向其中一些家人查詢，看看他們「有沒有直接或間接協助在逃人士」。二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臨時取消出席加拿大國慶酒會。

通緝事件：與六七暴動比較

先談通緝一事。如果當局的目標只是保持政治張力，阻嚇其他人不要有類似行動，也算可以理解。但目前的形勢看來不只這樣簡單，也許當局認為身在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仍有所行動，甚或背後有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所以要趕盡殺絕，不能留有尾巴。不過，這就出現外界擔心的「株連行動」了。

有老一輩的圈中人憶述一九六七年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後的情況：當年港英政府對左派也是窮追猛打、謹小慎微、處處設防，但有一點是不受影響的，就是不會因為追擊左派而影響他們的主要目標─爭取香港民心，包括政治上逐漸放開小範圍的「民眾普遍參與」（即各路英雄也可投入其中），以便與中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換言之，英國提早二十多年考慮「一九九七」。

所以，港英政府對「六七暴動」和當年的參與者，基本定下一個為期三年的時間表─處理參與者的案件，基本上在三年內完成，判的判，囚的囚，但不再有新的或延伸的案例，或懸而不決的事件；卡壓左派力量的政策，三年後轉入潛伏而不明顯外露的狀態。其作用很清晰，就是不希望再讓本地政治影響英國的對華策略，藉此爭取多國認同英國在香港的管治效果，增加英國的談判籌碼。後者才是英國的大戰略。所以，希斯一九七○年任英國首相，一九七四年卸任後訪華，已跟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及香港前途。不管試探也好，促談也好，這反映英國確是深謀遠慮；說得好聽是高瞻遠矚，不好聽是老奸巨滑、老謀深算。英國以目標和效果（英國利益最大化）為本，外界各有評價。

中國當年自然不會理睬，因為文革還未結束，內部自理不暇。到了今天，二○一九年的社會衝突也過了三年，各方對時局判斷不同，出現不同的策略思維和方向。從現實行動可見，正式通緝追捕剛剛開始；已審結的案件重審；五千多宗案件現在才進入處理階段；有些案件結案或暫不跟進（數量未知），有些則起訴。支持這個方向的人士認為，外國亡我之心不死，圍堵和卡壓的言行不止，香港未來將進入關鍵時刻，國家安全成為重中之重，所以寧緊勿鬆。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過去三年官方已「由亂到治」（北京也以此作為成績），如果沒有一條時間線，或者從緊的時間線繼續延伸，令外界無法預期何時「減速或收韁」，只會影響「由治及興」，或自我抵消經濟復常的速度。

建制的朋友說，不能用三年作為時間線，因為今天的形勢與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九七年不同，不能簡單比較。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無論毛澤東時期還是鄧小平時期，都想盡辦法避免香港成為中外鬥爭的角力點。所以毛澤東一九四九年決定暫不收回香港；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也是要保持香港與國際的聯繫渠道。

酒會事件：也許可以更彈性一點

由此可見，「避震」是最大的着眼點和着力點；尤其是中外角力，香港既要維護國家利益，也可同時考慮國際平衡，這才不會予人口實或授之以機。這從中央繼續保持國際聯繫可見一斑。例如習近平在國際場合，也跟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短暫交談，據報道，習近平還直接批評杜魯多不應把某些言論公開。總體而言，交而不寵，和而不流，鬥而不破。

所以，香港也許可以更彈性一點。本來，由林定國代表港府出席加拿大國慶酒會，合符規格，但在酒會前數小時取消出席，未有說明原因；至本文截稿前，未知決定從何而出。據報，這可能跟當天上午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轉載否定《國安法》域外法權的內容有關。同日下午，也是加拿大國慶酒會之時，律政司發表大約一千六百字的新聞稿，指加拿大等多個西方國家的法律也有域外法權。凡此種種，顯示港府必須立場堅定，政治正確。

不過，隨之而起的議論就是：港府是否可以派相對低級的高官出席（像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美國獨立日酒會那樣）？或者林定國如期出席酒會，但在酒會後回應記者提問時指責加拿大的言論，這樣也可以顯示姿態，不失立場，同時又不會引起外界認為「都幾冇禮貌」的非議（見《明報》七月十七日報道）。

概括而言，香港回歸二十多年，向中央靠攏無可厚非。至於如何善用和盡用「兩制」，或按香港實情向中央作出彈性的建議，已是談了很久但仍要靈活掌握的問題。在可見的將來，假如烏克蘭問題解決了，西方陣營的焦點自然會轉到中國身上。怎樣設計香港的角色，如何可攻可守，又是新形勢下的新課題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