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絕大部分人對這裏發生的一切聞所未聞，只是最近因為「村BA」和「村超」兩項球事，讓國人突然把目光集中到了這個苗族、彝族和侗族聚集的邊塞山村。

為什麼在這個邊塞山區能搞出國際體育大賽的氣勢？為什麼如此紅火的「村味賽事」在別的鄉村搞不起來？

不說你不知道，說了你可能嚇一跳。

這個地方足球這麼牛，最初的扎根來自於一位英國傳教士，他叫柏格理。百度百科對他的評價是：創制苗文並極大地影響了苗族的歷史發展。

柏格理與苗族教育

百度百科對石門坎的歸納是：一九○五年，隨着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的到來，這裏迅速成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區」，中國現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期，石門坎是苗族文字的發源地，是雲貴川交界地區的教育中心、農耕技術推廣中心、苗族文化的傳播中心、戰時災民自救中心、麻風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還是足球之鄉……話說一八八七年，柏格理二十三歲時受召來到中國傳教。除了傳教，他還和妻子創立了「天足會」，在滇黔川山區倡導放開小腳。他不認同八股教學，於一八九三年改教會私塾為「中西學堂」，在當地開設天文、地理、英語、算術等課程。同時創辦了女子識字班夜校，開了許多風氣之先。一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居於威甯和水城的四個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行走數日後，找到了身在韶通的柏格理。當年冬天，柏格理來到了石門坎。

他穿苗服、說苗語、住苗家、睡臭蟲跳蚤成群的麥草堆，逐漸成為苗民最可信賴的人。苗族沒有文字，歷史靠口口相傳。柏格理帶領數人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結合苗族衣服上的符號花紋，創立了簡易的拼音文字。當地人為區別一九四九年後創立的苗文，稱其為「老苗文」，西方則稱為柏格理文。一九○六年，柏格理開班授課，二十多個學員全是成年教徒。其後，雲南威縣、鎮雄、楚雄，甚至紅河的苗族學生都趕來就讀。一九○八年柏格理回英國療傷時募集了二千英鎊，回石門坎後修建了一幢有煙囪壁爐、可容納兩百多人的教學樓，正式成立了石門坎小學。在獲得循道會的津貼後，又相繼修建了宿舍、禮堂、足球場和游泳池，還舉辦過運動會。

「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模式

一九一五年夏，「傷寒」傳到石門坎，很多苗民和學生病倒了，柏格理把崖下的山洞當作隔離室，他在那裏守護着病人時不幸被傳染，於九月十五日病逝，時年五十一歲。據地方誌記載，他出殯時，苗、彝、漢送殯者達好幾百人，都痛哭失聲。他在石門坎十一年扎下的根，即使他本人離世而去，但依然在開花結果，那時他已培養出一批苗族老師。

一九○五年以前，石門坎苗族略通文字的只有在土司家做高級家奴的倆人；到了一九四九年，這裏有四千多名小學畢業生，幾百名初高中生，三十幾個大學畢業生，還有兩名博士（也有說產生了四位苗彝博士）。第一個博士是一九二八年石門坎走出去的學生吳性純，他獲得美國醫學博士後回到石門坎。之前，柏格理不僅在教堂裏開了藥房，還從英國帶來一批小刀和疫苗給村民種牛痘，另外也為麻風病患者建立了收養中心。這位醫學博士要把柏格理開創的醫學事業進行下去。他辦了平民醫院，開了護理學校，在山區扎實從醫。一九三五年，從石門坎走出去的苗族人朱煥章從成都華西大學畢業，婉言謝絕國民政府重慶行轅的職邀，回到石門坎行醫辦學，教書育人，直到五十年代去世。

一九三四年，石門坎搞的運動會盛況空前：兩萬餘人參與。比賽時，學生對學生，農民對農民。光華小學的足球和長跑項目每每奪魁，石門坎被稱為「貴州足球的搖籃」。

曾任國民政府重慶市長的大軍閥楊森，專程去石門坎參觀過，他看到足球場大為驚訝，就令他的隨行人員與石門坎學生進行足球比賽，連賽三天，都是石門坎學生獲勝。據說，楊森帶走了四個學生隊員。並送了一批球鞋給石門坎學生。

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會上，中國足球隊中就有來自石門坎的隊員，一九五九年的國家足球隊裏石門坎人也不少。

這裏的學生和許多教民都會說英文，國外的信件可直接寄到這些偏僻的山村，他們能看懂英文信件和報刊。抗戰時，曾有美國援華飛行員被日軍擊落在該地區，苗人救下飛行員並用流利英文與他交流。當年的石門坎已蜚聲海內外，國外來信上只要寫「中國石門坎」就能準確送達。

至到一九五○年，石門坎管理着九十六所小學、五所中學、一所神學校和一些醫療機構。石門坎的教育，已經輻射到臨近的幾個鄉縣。這些學校的教師，許多都是從石門坎畢業的學生，在外面接受了更高一級的教育後返回的，柏格理最初就設計了「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環模式。

苗族是很老的民族。其祖先是與黃帝炎帝並稱「中華三祖」的蚩尤，遠古時因戰敗被擠壓到山野邊陲。從他們落腳的地名「威寧」、「昭通」、「武定」、「鎮遠」即可看出，他們不易被「馴化」，但這裏的苗族在傳教士的感召下卻走入了文明。

一九五○年以後，石門坎又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傳教士全都被清走了，基督徒被關進牢裏了，老學校和醫院漸次關閉了，山民的後代因輟學又成為文盲了。

曾任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陳浩武博士，因為對「石門坎現象」抱持強烈的關注，不僅親自到那裏去踏足尋訪，而且成立了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自任理事長。他說：「石坎門曾被稱為西南地區的耶路撒冷，但一九五二年以後呈拋物線向下。一九八八年的調查顯示，石門坎地區的文盲率佔百分之八十八，貧困率百分之九十八，重新回到了蠻荒。這從兩個維度證明了信仰和教育的意義，前面的五十年和後面的五十年，正反兩方面加以證明。」

他描述道：「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自然災害和政治洗禮，許多老房子化為殘磚碎瓦，許多老人消失在塵埃裏。今天來石門懷古，已經難覓當年『我華校旗樹黔疆』、『齊聲高唱大風泱泱』的盛況。」

五十年代以後，教堂式微，學校也停止講授苗文。新苗文創制出來後，老苗文逐漸散落民間，棲身草房漏簷之下，父子相傳、夫妻相傳，借助於地緣和親緣網絡頑強生存。甚至在與石門坎遠隔數百里外的畢節、納雍、武定，在千山萬壑中，在苗家茅草屋裏，我都遇見了老苗文的行蹤。雖然給一雙雙黑黢黢的手呵護得發皺，給一個個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變黑，那些寄託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靜靜注視着世界。

另外，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和博士研究生導師沈紅，以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室主任的身份，也曾專門到石門坎做田野調查，寫出了《一個村落的本土與世界》。

歷史的活化石

不過，陳浩武的基金會也好，沈紅的調查報告也好，除了相關機構和人員以外，社會上知道的人很是小眾，大部分中國人連石門坎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

現在「村BA」火了，「村超」也火了，但石門坎依然寂寂無名。

看到新華社昨天發的一篇文章，借着這股「火」，他們派出了調研組奔赴貴州榕江縣和台江縣進行採訪，為的是探尋「兩江賽事」衍生出的一個個和美鄉村故事。採訪報道隻字未提石門坎，只提到《榕江縣誌》、《榕江文史資料》相關記載告訴調研組：「榕江人抗戰時就接觸足球了。那年月為避戰火，先後有三所學校遷到榕江。」文章說一九三九年冬貴州師範學校遷入後，短短幾天就把一個簡陋足球場建好了；一九四四年廣西大學和桂林漢民中學遷來，更多學生把熱愛足球的種子撒在這個偏遠小城。此後，足球與榕江便緊緊相連了。

我本人就是媒體記者，我認為記者要遵循的最基本職業操守就是，「尊重事實，客觀報道」。讀者只有知曉了整個歷史脈絡，才有可能理解為什麼這山野裏的籃球和足球這麼火，為什麼別的鄉村山野卻效仿不來。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沈紅到石門坎進行田野調查後寫的《一個村落的本土與世界》，從社會學角度講，具有罕見的歷史價值。我讀研時學的專業便是社會學，「石門坎現象」具有從社會學角度深入研究和挖掘的意義。

十年前，我曾隨一個記者團到黔西南一帶參觀，看到那塊多民族雜居之地，充滿特色但也確實貧窮，有個苗族婦女在一個角落拉住我，稱兒子在外求學缺學費向我要了一些錢。

解剖這個命運多舛的石門坎一百年經歷，就猶如看到了一個別具色彩的活化石。後人的客觀認知，其實也是在還原它的自然本色。

在貴州偏僻的山區，「村超」在球場上踢出了貼地斬、圓月彎刀、彩虹過人、電梯球等專業技巧，本鄉本土農民擔任的球賽解說員亦不次於專業人士。這些球賽還帶火了山鄉旅遊，各種小店裏的「村BA」文創產品和苗族銀飾比比皆是，那些印有「村BA」標誌和苗族圖騰的球衣球襪以及足球和籃球，都頗受遊客喜愛。

人類，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你來我往，共同融合，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

（作者為本刊特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