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能採取的最佳辦法

先談廉署新聞。一直以來，廉署的慣常做法多是在調查有結果並進行檢控時，才公開案件及涉事人士。但這次，外界用「罕有」一詞來形容廉署提早行動。廉署則表示，每宗案件都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處理」。不過，廉署未有解釋為什麼這次的處理手法與慣常不同，也未有說明是否已修改調查政策。

與此同時，中文大學正受校董會改組的新聞困擾。三名立法會議員校董的建議與大部分校董的主流意見不同，但已在立法會強力推動。廉署調查的醫學中心總監羅聞亞，正是中大校長段崇智夫人。這無可避免地引起外界猜測和疑慮，兩者背後是否有某種聯繫？

廉署現時的做法，進可攻，退可守。如果證據確鑿，那就起訴；如果不能控罪，按慣例毋須交代或道歉，也是常情。不過，當廉署調查和校董會的新聞同期出現時，無論是巧合或事出有因，外界的疑慮（不是動機，而是客觀效果）也變得不無可能。疑慮包括：

─在調查階段罕有公布行動，會否導致外界對該中心及當事人產生負面效果？甚至變成人格謀殺？

─會否出現「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效果？

─廉署秉公辦理，但會否在他們的原意和工作以外，讓他人孕育株連文化？

必須指出，上述疑慮屬於猜測，暫無實據，廉署和各界有反駁和不相信的權利，但出現疑慮已是現實中發生的事，置諸不理反而不妙；等如廉署公布案件「正在調查」而未有答案，但引伸出來對該中心和當事人的負面聯想，也是在現實中已發生的事。問題是主流民意對事件如何判斷，怎樣看廉署的形象。眼前可見，即使對廉署形象沒有太大損害，但也無好處。

除非廉署能採取最佳辦法：一、盡早解釋為何這次改變處理方法？二、調查後盡快公布結果，或檢控，或結案，而不是懸案或沒有答案；這樣才能證明廉署的調查行動是有需要的。三、在可能範圍內，努力用不同的辦法，釋除外界上述疑慮。

這些角度都是為了廉署的形象着想。上述第一、二點，如果成事，對廉署百利而無一害。至於第三點，也許有關方面認為無需要；但如果不做，可能積累對廉署不好的負面印象。其實，現存的辦法已經很多，關鍵是做不做、如何做，以及做了效果如何。

廉署憑實績取得市民認同

談到廉署的形象和聲譽，應該是不錯和有品牌的。但如果掉以輕心，或在時移勢易之下不能把持，居安思危，不排除會逐步消退。在此，不妨以古鑑今。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初來報到時對香港不了解，曾向北京反映「廉署是針對中資機構的組織」，其中一部分工作是「情報」。許家屯還指，廉署對一些涉及中資機構或中方人員的案件進行調查後，無論是否有真憑實據，最後決定權都不在廉署，而在港督（因為廉署是獨立操作，只向港督負責）。所以，港督就利用這些案件，無論公開或不公開，作為跟中方周旋或談判的籌碼。概而言之，在許家屯的印象中，廉署就是港英政府的政治工具。

後來，廉署憑其實績，取得市民的認同。北京怎樣看回歸前的廉署，影響不了市民對廉署的評價。這是非常值得珍   惜的。

不過，不要以為政治影響不了調查工作。政界過去有傳聞經常掛在嘴邊，就是被北京指為「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快要回歸時研究和處理「胡仙案」（誇大報紙發行量的「篤數案」），認為「證據確鑿」，並間接讓外界知悉事件。不過，他當時決定不採取檢控行動，讓案件順延到回歸後，由特區政府有關部門跟進和處理。一九九八年三月正式成案，但最終因為律政司司長干預而沒有起訴胡仙（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不過，另有說法指彭定康其實證據不足，而律政司的決定也符合公眾利益。

英國傳媒後來傳出消息，彭定康老謀深算，此舉是「兩面刀」──如特區政府控告胡仙成功，則是「自己人殺自己人」；如不檢控，或檢控不成功，則突顯「香港回歸後變成人治社會」。

上述傳聞言人人殊，有人認為是子虛烏有。所以，今天的官員可以代當年的官員澄清，以保廉署聲譽。

不容兼任立法會和區議會？

至於立法會議員投票時缺席的新聞，外界關注的重點不在於缺席原因，而   在於：

─為什麼待京官關注事件後，立法會議員才緊張起來？立法會議員是向香港市民負責，還是向京官負責？

─官方和建制派常說，沒有「反對派」（指泛民連營）阻撓，立法會的運作暢順，效率提高，責任感增強。可是，現在立法會已是清一色建制派，投票竟然經常缺席，這又如何體現「完善選舉制度後的良好效果」呢？

─不少立法會議員馬上提出改善方法，但也有議員埋怨「傳媒抹黑和製造事端」。如此一來，市民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政圈最近流傳有關方面可能有新的做法，就是改變同時擔任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的做法，以後不能兼任。一來因為僧多粥少，願意投身報效香港的建制派人士愈來愈多，而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席位加起來也不能滿足所需，所以不容許兼任，以便騰出更多位置容納「愛國者治港」。二來因為區議會是訓練政治人才的基地，「有料的」可以儲備起來，日後培養為立法會議員。

總之，市民關心的是議員表現。既然市民監督不了，京官代為監督也聊勝   於無。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