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來自四方八面，包括「溫和泛民」和「開明建制」的人士，日前進行一個小範圍的座談會，探討了一些問題，內容值得跟進。不過，他們在討論之前，也有一番感慨，因為他們感到「因人廢言」才是目前最大的阻力。這個問題搞不好，必然減慢復常的速度。

為什麼？因為「溫和泛民」本身一點也不激進，但被貼上「反對派」的標籤，很多意見和建議都被棄如敝屣；如果同一意見出自建制派的口，卻可能被官方接納。「開明建制」也碰到類似情況，他們的意見與「溫和泛民」接近，但因為「不夠立場鮮明和取進」，沒有「戰鬥派建制」的意見那麼吃香，所以也變成深宮怨婦，備受冷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走在一起，朝着大局利益的方向研究，希望找出可行性高、操作性強的方法。因此，其苦心值得欣賞，建議也值得深思。

「品味消費」與「更抵消費」

他們列出四大關注點。其一，多個地區的經驗證明，較容易取得成效的復常方法，就是盡快扶持和振興中小企業，以及「做旺個市」。所以，港府現行政策（包括夜經濟、刺激消費等）都是恰當的。不過，這些政策放諸眼前的形勢，也有不足。因為整體消費力經過疫情之後，已經減弱和變得審慎。疫情期間，消費力沒有因為少了外出而積累下來，而是花在其他防疫和治療的費用之上；很多人的正常收入，也因為疫情而減少。

港府推動「復常」之後，本地消費未能受惠，因為港人外出旅遊也多。加上年長一輩較少晚間外出，中年和年輕人的消費力也不平均，所以夜經濟可能只旺一時，而非長遠復常之計。既然如此，港府搞夜市經濟之餘，不妨也可搞「早市經濟」和「長者經濟」，才能帶動年長一輩的消費力。

其二，香港夜市搶客，但深圳也在搶客，不少港人北上消費，因為實際開支比香港便宜，加上人民幣疲弱，北上消費更有着數。應對這種情況有兩種方法，一是針對中產人士的「品味消費」（深圳怎樣搞也搞不出那種國際「洋味」），二是比深圳「更抵」（即更便宜甚至被視為「劈價」和「賤價」）的消費。飲食界內有不少同業願意薄利多銷，「密食當三番」，才能「做旺個市」。

「靜態經濟」和「小聚經濟」

其三，鼓勵「靜態經濟」和「小聚經濟」。我聽到這些建議時，既感到新鮮，也感到奇怪。他們說，例如把閱讀、小憩、輕食結合起來的「茶文化館」，甚至茶道館、書畫雅集茶藝館、小曲茶館，形式很多（以咖啡或特色飲品代茶也可以）。這些活動相對靜態，看起來有點冷門，市道不暢，但目前香港社會氣氛仍然沉悶，已有大批失意青年、抑鬱中年和苦悶老年，他們要找寄托之所，就像教友避靜一般。只要讓業界發揮、政府支持和協助推廣宣傳，也是一大助力。旅遊事務部門可以推廣涉外旅遊，為什麼不可以推動本地消閒旅遊？內地和台灣的文創事業和文化旅遊不是這樣推廣的嗎？

至於「小聚經濟」則更妙。我問他們，任何人喜歡走在一起，三兩知己、十個八個，也可以小聚，已是現有的經濟和消費模式，到底什麼是他們心目中的「小聚經濟」？他們的話替我開竅。原來自從「反修例事件」後，有關方面對一些地方十分關注，尤其盯住或針對某些「黃店」。近期，一些地方被疑是「黃店」的食肆或書店，先後受到警告或處罰，但附近的同業卻可以依舊經營。這種寒蟬效應已令不少一般小店受到影響，擔心被「有心人」舉報，從而不敢承接「小圈子」的活動和訂座。很多小範圍的聚會也轉到私人地方或家庭裏進行。如此這般，即使沒有深圳搶客，也間接影響了正常的消費市道。如果有關方面增加信心，毋須驚慌「黑會」或「非法聚集」；只要沒有具體可見或涉及刑事暴力的違法內容，對這類「小聚經濟」大可放開和鼓勵，也是經濟復常的方法之一。

經濟復常離不開大環境

其四，經濟復常離不開大環境，包括政治氛圍。政府一面主唱復常，但政治氣氛仍然呆滯。民主黨六次舉行晚宴，都因為種種理由而被逼取消，最後一次還傳聞「有行政會議成員介入」而在同日裏兩度取消。其後，也許有建制人士要為有關方面撇清關係，紛紛傳出消息指這不一定是官方的意思，但又弄不清是哪裏的指示，事情跟着就被淡化了。

可是，事情雖然淡化，但影響餘波猶在。一般市民既不知壓力的源頭，就會慣性地把因果關係算到官方身上。這也許是不準確的，但事情的規律就是這樣，官方即使沒有打壓之意，但也欲辯無從。久而久之，市民自然產生一種逆反心態，對港府的政策（無論好壞）也有一種免疫力或絕緣體的條件反射。官方怎樣催谷經濟，效果都會事倍功半。人們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這種看不見的副作用甚至反作用，官方不宜輕視。

說到底，復常是一套系統工程，包括經濟、政治和民心復常三大方面，不可偏廢。當然，經濟復常可以先行，政治和民心復常可以相對稍後進行，但不能視為畏途，甚至不敢正視。上述「溫和泛民」和「開明建制」的意見已嘗試找到各方都容易接受的切入點，只待官方決定而已。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