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期的熱門話題

這是官方力求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區議會選舉，而區議會的角色已很清楚，不再是監督政府的機構，而是協助和促進政府政策的地區性組織，區議會主席也是由官員擔任。這樣的轉變也許要經過一段適應期，讓市民自行選擇，才能出現新的期望。否則，近年政治環境的急劇轉變，不少市民也寧可作壁上觀，繼續觀察，就像上次立法會選舉時，不少市民享受免費交通安排，到郊外旅行更為寫意。不過，相信這種安排不會再出現了。

再看這次區議會選舉，在提名期中出現的熱門話題，不是什麼人獲得提名，而是什麼人未獲提名或不能提名，皆因官方已清楚說明「愛國者治港」的要求。經歷過去一段時間的社會變化，參與政治的人士或多或少知道和掌握了官方的標準，關鍵是自己如何選擇而已。這對建制派來說更是「尚方寶劍」，所以提名期開始之前，已有建制派清算泛民以前如何「反中亂港」，要求他們「先行公開道歉」，才有資格參選。這也許是選舉策略之一，減少自己的競爭。

選舉制度也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如果要成為候選人，必須在「三會」（區會、滅罪會和防火會）中分別取得三人提名，即共九人。可是，怎樣接觸有權提名的人，也是一大學問。為何有這種安排？坊間自有判斷。所以，坊間的關注點已轉移到其他方面。例如：

怎樣提高區議會的認受性？

─即使有這些新政策和新措施，但怎樣才能「推銷得靚」，做得「好好睇睇」，不至於「畫公仔畫出腸」。這是政治公關、政治包裝的技巧問題；即使選舉結果已在預期之中，但這些都是影響市民觀感的重要環節。市民日後是否有足夠的意願配合官方政策？還是選擇「躺平」？也會因為這些一點一滴的效果而有所積累或改變。不知道有關方面有否詳細考慮這個問題。

─有些建制派人士稱，他們想取得「三會」成員的提名也不容易，向中聯辦反映情況，對方稱不會介入，證明這次選舉完全是自由競爭，有建制派還說是「自由搏擊」。容或這些都是實情，但這又引發人們想到另外一些問題：「三會」成員不敢隨便給任何人提名，是有意參選的人「不努力，不主動，不爭取」？還是「三會」成員要等待指示或某種訊號，才會相機行事呢？此外，連有意參選的建制派也難以接觸「三會」成員，甚至他們是誰也不知道，到官方指定的地方查冊，也像霧裏看花的尋人遊戲。這些現象在市民眼中，不是更好看的戲嗎？

─由於本文截稿前提名期還未結束，未能預知是否「清一色」建制派才可入閘？不過，即使偶然有幾位號稱「非建制派」的人士成功取得提名，甚至日後成功當選，意義也不大了。關鍵不在結果，而在於過程。一些官員和建制派人士曾跟我討論怎樣把區議會的認受性提高？我自問何德何能，腦袋淤塞，但只要參考末代港督彭定康年代的方法，就可以知道和計算到怎樣「在絕對控制結果之下又可以做得好好睇睇」了。

點到即止的「自由博擊」

上述都是眼前的觀察點，還有更長遠的觀察點，就是當選後的區議會如何表現，能否急市民所急？協調官民關係？切實和恰當地反映民情？有市民更關注區議員的投入程度，會否像立法會議員那樣「互相督促」。可是，「互相督促」只是指引，而不是有真正賞罰制度的規定；後來，也沒有太多「督促成效」的新聞了。可見，改變一種選舉制度可以立竿見影，但要扭轉選舉後的政治文化，卻是另一回事。

其實，建制派也有不錯的意見，如果得到落實，也許可以提升選舉氣氛。舉例說，如果真的讓候選人「自由競爭」，可以大張鼓旗舉辦競選論壇，讓候選人切實地討論地區事務（例如「夜繽紛」怎樣搞得更好，不會出現半死不生的情況），相信很多候選人已懂得掌握政治大氣候，即使「自由博擊」，也會點到即止，實在毋須擔心「玩過龍」。

又如，區議會難以影響港府的全球性對外政策，但可以就地區性和跨地區的事務提意見和建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近年來（包括疫情之後），港人在內地的各種事情正需要重新協調和啟動，包括因為疫情而停頓、如今需要重新理順的民生事務，諸如銀行戶口等。這些東西是泛民人士不懂也提不出來的實務，大可讓建制派多作貢獻。當年有建制派成員提出意見，反對內地要求港人抽血查驗愛滋病，後來得到解決，就是一例。

當然，最高明的技巧是到「埋尾階段」讓一些泛民成員入閘，競選，甚至當選。即使有幾位真正的泛民人士當選，也影響不了大局。當年港英政府在回歸前的行政局內，也有一個董建華。

如今看來，重點不在於操作，而在於意識；能否掌握現代化政治的技巧，是意識問題多於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總的來說有所提高，但如何精益求精，盡善盡美，少走彎路，還是一大課題。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