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事
2023-12-30
二〇二四年一月號
區選檢討和二○二四政治重點(劉銳紹)

二○二四已到,在此謹祝讀者諸君新年進步,一切安康!

在新一年來臨之前,香港完成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即「完善選舉制度的最後一塊拼圖」也告結束,日後就要看「愛國者治港」的工作怎樣落實和鞏固了。

投票率有喜出望外之處

回顧這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高低有不同的比較角度。如果用近年幾個選舉的投票率比較,這是自從二○一九年以來最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四。但從「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角度看,這個投票率已合乎官方和建制派的預期,甚至超出預期(事前估計大約百分之二十)。

建制圈子的消息指,中央對這個投票率表示滿意,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中央歷來看下級表現,先看是否政治正確和有否悉力以赴,再加以考核。特區政府在整個過程中,確實用了最大的努力,官員也說「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後期投入的資源,包括廣告和多種活動經費(例如盛大的「夜繽紛」等),可謂開足馬力。二是因為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市民的投票意欲不高,能夠有接近三成的投票率,已可額首稱慶了。內地研究人員再細緻分析,更有喜出望外之處。以近年的投票分布計算,建制派的票數一般是兩成至兩成半左右,其他則是泛民的票。這一次區議會的投票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七,換言之,建制的基本票源已全部動員起來,還有中間人士願意出來投票(假設泛民的支持者不投票的話)。這也是官方和建制共同催谷的結果。

區議員立即要「上堂」

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後,馬上進入二○二四年。那麼,他們的工作將有何重點?如何配合當局的需求?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新的區議會組成後,官方最重視的是他們的表現和團結。如果當選後尸位素餐,甚至出現早前立法會議員當選後出席和投票率不高的情況,將會令市民觀感不佳。

所以,官方馬上安排他們「上堂」,並要求日後的出席率不低於八成,日後還要自行檢討成效,向有關方面交代工作。據悉,這種要求相當於內地對香港政協委員的要求,要他們「交功課」,以便監督成效。初時,港區政協(尤其是富豪)不大適應,但後來也要蕭規曹隨,習以為常,關鍵是報告的質量如何,以及能否持之以恆而已。

此外,區議員除了地區工作外,日後如有其他需要,也要主動投身。據聞,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如何協助港府推動全港性的政策,包括向本區市民解說,甚至組織活動,加強宣傳、教育和動員。其實,這類工作過去也有,例如中央舉行「二十大」後,多個地區馬上舉行講座或相關活動,傳播有關信息。不過,這類活動過去多數由民政部門主導和協助,日後則要各地區多加主動了。

按上述要求推斷,《基本法》二十三條將於今年實施(此乃今年更重要的政治焦點,日後再作分析),李家超在北京向中央述職時也有交代進度,屆時區議會和地區組織也有責任推廣,藉以形成龐大的宣傳攻勢,加強效應。

不過,《基本法》二十三條茲事體大,豈是區議會和地區組織可以承擔?所以,官方在推行前後也要作全面部署,尤其是應對外國的行動。有關方面估計,美國已針對香港駐美的辦事處,以及香港的國際待遇,預料今年還會加劇,其中一些將在二十三條實施之前推出,例如擴大對某些官員和司法人員的制裁,已在策劃之中。

至於二十三條在香港境內實施的準備工作,也不簡單。如何讓港人「適應」,就是一大工程。有建制人士稱,要不斷創造「新常態」,才能讓港人逐漸習慣。近期出現的一些事例,也可能是日後二十三條涵蓋的內容,例如怎樣界定資助非法活動的捐獻?也要盡量說清楚,至少要增加阻嚇力量。

考慮這些問題時,還要避免誤傷自己人,因為建制派組織也需要捐助,怎樣才不會令外界感到雙重以至多重標準?倒要多花心思。最近,建制團體的活動也有籌款性質,但民主黨連續六次籌備集體活動都無法成功,黨員投得年宵攤位也被取消資格,當局只是按條例表示「毋須交代因由」。用這種方法「讓港人適應」,也許適得其反,連內地人士也質疑是否「過了火位」?

周庭棄保事件

由此可見,有關方面在「局限反對派活動空間」方面沒有鬆懈,對政治人物的動向更不會放鬆。不過,前「學民思潮」和「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卻獲准離境。她到加拿大後不久,即表示不會回港向警方報到。此事在國際上引起一陣熱議。

為何讓周庭離境?言人人殊。當局的說法是相信周庭真誠悔過,給予機會,但她選擇「棄保」,導致誠信破產,不能同情。這也是建制圈中普遍流傳的口徑。不過,也有建制傳媒透露,周庭的案例可能成為當局進一步抓緊的理據;果真如此,日後申請離境的類似個案就更難成功了。上述兩種說法,孰輕孰重,誰真誰假?不得而知。無論如何,雖然周庭表示不回港時尚未算「犯法」(因還未到報到的限期),但總會引起後來者的困難,難免受到齟齬。

最後值得一談的是,李家超上月到北京述職,中央改變了接見形式,習近平、李強和丁薛祥同場,有別於以前分場會見。官方稱這體現中央對特區工作重視,有利於建設特首對中央負責的機制,但外界仍有各種猜測。據了解情況的人士說,其實毋須過多研究這些改變體現了什麼,最大效果就是節省時間。試想,向李家超指示具體工作的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而不會是習近平和李強。無論中央的接見形式如何,對香港的工作必定是重視和肯定,還要用改變規格和形式來顯示重視嗎?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