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段崇智的決定是因為意興闌珊，還是另有原因，這個事實已無法改變，但後續效果（尤其是負面效應的後遺症）如何避免？才是重要的問題。不妨從以下四方面思考：

其一，段崇智辭職後，前中大校董會主席梁乃鵬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中大決定與段崇智續約時，校董會內無人反對，包括現任校董會主席查逸超和校董張宇人；時任特首林鄭月娥也沒有過問，更沒有反對。此外，消息稱時任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同樣搞科技的）也表示支持。既然一切順利，為什麼續約後又發生連串事件？還有，中大由二○○九年開始已討論精簡校董會，只是種種原因導致進度緩慢，不存在抗拒的問題，不應指摘。後來對段崇智的指摘集中在二○一九年的「中大事件」，認為他的「處理方法未如（某些人的）理想」。但梁乃鵬指出，段崇智一直與官方和警方保持溝通，事後並恢復過往的合作；所以，不應「一次錯就成日被人記住」。

如果這些問題的因果關係不能理清，將會令人擔心「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可能逐漸消失，泛政治化取而代之。果真如此，日後大學校長將如何作為？即使公開招聘，也會令不少有能之士望而卻步。這對香港好嗎？

有否同時考慮務實和實務？

其二，普羅大眾不會深入分析中大架構，董事會改組是否合理等細節，但在連串事件中，市民都會感到：應否把社會事件的責任全推在校長一人或幾位校方成員身上？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是意氣之爭，甚至有株連之嫌。

此外，即使段崇智受到某些指摘，但他自上任以來，不斷提升中大的整體水平，在國際排名上不斷提高，跟內地的關係也有質量和實效的發展，中大在內地的校務和其他合作都是過去任何時候都比不上的。中國教育部和各地政府以至高等學府給予高度評價，還經常邀請段崇智北上交流。這麼多的成績和貢獻，怎可以「因為一次事件而一筆勾銷」？

這體現了內地和香港不同板塊的出發點，是同時考慮務實和實務？還是既不務實也不理實務？

國際上的「玩嘢」

其三，這次事件會不會影響香港日後的國際交流，有待觀察，但必須盡早「消毒」。段崇智是國際知名的再生醫學專家，外界一般相信，即使他受到某種壓力，但辭職後仍會努力推動香港的國際交流，不會「玩嘢」。不過，「玩嘢」可能陸續有來，分別只是來自何方；必須擴闊視野，才能避免。

按目前國際形勢，西方國家正不斷擴大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裁，但即使如此，西方學術界始終跟官方的取態不同。他們不想因為政治而影響正常的學術交流，這種態度促使外國政府未能隨便有具體行動。但段崇智辭職後，歐美政府會否借題發揮？值得關注。

最近的典型例子是，除美國之外，加拿大也拿出「辣招」。該國政府宣布，基於它的國家安全考慮，禁制以聯邦資金資助與一百零三家外國實體的研究項目，當中以中國的大學最多，共八十五家，指它們對加拿大有「最高威脅」。禁制還涉及十一個敏感技術領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等（這些範疇中大都有研究）；加拿大更把禁制範圍擴大至申請資助的研究員（不單以機構為單位），必須與「威脅國安的外國組織或機構」劃清界線。中國對此強烈不滿，堅持反對，但你不「玩嘢」，別人會「玩嘢」，你不搞人，人會搞你；在香港如是，國際更如是。況且，加拿大是「五眼聯盟」成員之一，它的禁制交流政策會否擴大到澳洲、英國和新西蘭，不得而知。但關鍵是毋須授之以柄，段崇智如因政治化而辭職，那麼外國同樣可以因他的辭職而政治化。所以，即使操作的人不理會大局，決策者也應該想得細緻。

現代價值觀的角力戰

其四，中外角力不單是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科技戰，現代價值觀也是一場持久的角力。要打贏這場仗，宣傳機器和宣示的內容都十分重要，而這方面卻是中國的弱項。近年來，中國雖然不斷努力爭取話語權，但實際效果有限，所以經常受到干擾性的攻擊。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及有關成員國為例，上月在審議包括港澳特區在內的中國人權狀況時，不斷窮追猛打。這些動作雖然難以構成實質影響，但總要浪費精力，忙於應付。

今年的人權理事會會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香港非政府組織提交的意見書比上屆多出兩倍，由十六份增至五十五份，但大部分來自建制友好團體。很多過去曾提交意見書的非建制團體和泛民組織，都因為種種原因（例如解散或自身考慮）而沒有提交。表面上，輿論有利於港府，但外國恰恰把這種此消彼長的現象，解讀為香港的表達自由愈來愈少，自身安全的危險意識卻愈來愈重。

建制人士經常說，不怕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他們經常引用英國國會每半年發表一次的香港形勢報告，中國已不放在眼內，所以可以繼續按現時政策行事。但問題是，現行政策引起的傷痛不會在外國體現出來，在香港人身上卻觸碰如電，不是電療，而是電傷。

上述四點都是客觀現象的表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所以，眼前還要觀察中大遇到的劇變會不會傳染到其他大專院校；不單要止血，還要造血，才不致失血太多而死。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