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二二年十二月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王儲兼實際掌權人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ed bin Salman al-Saud，外界一般簡稱MBS）會面，及後在該國接連出席首屆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以及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二○二三年三月，中國在最後階段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重新建交，即使此事的大部分實際工作是伊拉克和阿曼負責執行，外界一致視為中國成功在中東擴展大國實力。同年，以色列報復哈馬斯突襲而大舉揮軍加沙，釀成加沙嚴重人道危機，中國在十一月邀請了巴勒斯坦、埃及、約旦和印尼外長到北京舉行中國—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外長級會議，商討以巴局勢和呼籲雙方停火以達至和平。中國在過去數年連番與中東國家加強政經聯繫，更在中東事務上以和平使者形象表態，顯然是要挑戰美國在中東的角色。中國介入中東，實際上可以達到什麼程度？目標又是什麼？

中東「東升西降」的脈絡

美國在中東影響力下降，最早可追朔至二○○三年伊拉克戰爭後，美國扶植的親美伊拉克民主體制徹底失敗，給了伊朗機會透過扶植伊拉克境內什葉派力量介入伊拉克政治，一方面率先阻止美國利用伊拉克作跳板攻擊伊朗，另一方面也是伊朗建立區內什葉派勢力走廊的關鍵一步，加上積極發展核技術，形成中東區內反美、反以色列兼反遜尼派的一方霸主。及後，美國在阿拉伯之春再次出現戰略錯誤，默許親美的埃及、利比亞和也門政府倒台（巴林王室也一度面臨政變危機），坐大了跨國界的伊斯蘭國（IS），也高估了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分子的實力，使伊朗和俄羅斯有條件以聯合剿滅伊斯蘭國的名義插手中東。隨着中國日益全方位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加上美國的頁岩油開採技術變得成熟，促使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並把其重新定義為「印太地區」，連結印度洋與太平洋的盟國），中東不再是美國外交及國家安全官員構思或制訂政策的首選。

上述美國留下的政經權力空間，給予了美國的中東盟國新一代掌權人機會拓展自主外交路線。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近年先後積極與中國和俄羅斯加強關係，不再像以往的掌權者般事事只跟隨美國。相比俄羅斯在中東偏重出售武器和石油市場協調，中國集中於經貿投資和購買能源。《中國日報》在二○二三年七月引述中國海關數據報道，中國與中東的貿易額由二○一七年的二千六百二十五億美元，增加了接近一倍達五千零七十二億美元。此外，根據全球貿易數據平台Statista，截至二○二三年為止，中國已是大部分中東國家入口總值排首三位的貿易國，當中沙特阿拉伯、也門、科威特和伊朗的最大出入口貿易伙伴均是中國。貿易以外，中國同樣欲染指紅海航道，自二○一七年起在剛投入使用的駐吉布堤保障基地，支援中國軍艦在中東及非洲的維和任務及打擊海盜行動。這是中國首個駐外的軍事基地，也是吉布堤繼美國、法國和日本後第四個外國駐該國的軍事基地，但北京為了淡化外界對於中國軍事擴張的印象，極力強調該基地只屬後勤支援性質，刻意不稱呼為「軍事基地」或「海軍基地」。在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中，除了開發新的海運貿易路線，也強調發展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全新陸路貿易路線，而中東正是屬於沿途地區，可見中國非常重視中東。

按照以上各種客觀條件，包括美國的全球戰略轉移、中國與中東的經貿潛力、開闢中歐新貿易航道的市場潛力，以及中東國家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取態，中國的確具備動機挑戰美國一向以來在中東秩序的主導地位。

鬥而不霸的戰略盤算

即使如此，中國現階段不具備條件取代美國在中東的角色。美國至今憑藉冠絕全球的軍事實力，介入管理紅海至蘇彝士運河的航道，大致確保船隻進出自由及安全，加上提供先進武器予中東盟國對抗伊朗，是美國的中東盟國一直以來，接受美國成為區內秩序話事人的條件。事實上，美國的中東盟國近年在以巴問題方面，即使表面上譴責以色列侵吞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但實際上已站在以色列一方，為的都是防止伊朗藉支援哈馬斯擴張勢力，所以特朗普才成功拉攏多個除沙特阿拉伯外的中東國家與以色列正式建交，這也是哈馬斯為何去年十月突襲以色列，務求阻止以沙建交，以免伊朗失去介入以巴問題的道德高地。美國的中東盟國近年不滿美國未有積極應對伊朗的軍事及核威脅，放任胡塞襲擊石油設施和駛經紅海的商船，因此萌生拉攏與伊朗友好的中國，制約伊朗，從而控制以巴衝突的暴力程度。

首先，中國的軍事實力局限於亞洲，位於吉布堤的中國解放軍基地現時仍是象徵大於實際，中國不可能有能力承擔美國之於中東盟國的防衛責任，即使中國亦有向中東國家出售武器，規模也難以與美國比較。此外，中國與中東的經貿活動，能源佔比最重，但受制於人民幣的流動問題，美元結算仍然是主流方式，意味中國不可能直接複製美國的「石油美元」概念，有的都只是透過香港等人民幣境外結算地點，引入中東資金或投資中東。

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主張「不干預別國內政」，此舉令中國在非洲的外交如魚得水，深獲以專制獨裁為主的非洲國家支持。中國與俄羅斯是非洲政治秩序兩大境外勢力（法國的地位已經江河日下），中俄兩國均以獲取能源、貴金屬或礦產為主要目的，相比俄羅斯透過旗下的僱傭兵組織華格納（Wagner Group）擁立親俄非洲政府以確保利益不受損，中國則主要透過國企和民企的巨額穩定投資，以及其他金錢利益，在毋須特別支持個別人士當權的前提下，說服非洲國家源源不絕出售資源予中國，因此中國多年來大致穩定地獲得非洲國家的外交支持，在台灣問題和南中國海主權問題上，除斯威士蘭外的非洲國家均與中國統一口徑，但中國此舉在中東難以適用。

中國一旦介入中東，無可避免觸及伊朗核問題及其境外親伊朗政治勢力議題，這必然違反「不干預別國內政」方針，正如中國在俄烏戰爭立場也是含糊其辭，但實際上支持俄羅斯一樣，中國與伊朗關係的親密程度，以至於中國可支配伊朗的程度，非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可比。以色列與中國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過去數十年積極發展經貿關係，當中以色列更向中國出售武器和其他軍事科技，哈馬斯去年十月突襲以色列後，以色列一度求助中國，希望藉中伊關係，施壓哈馬斯釋放被脅持的人質，但最終無功而回，以色列才發現中國最終還是重視伊朗利益。縱使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伊朗一同獲中國邀請加入金磚國家，擴展成員國數目，單純經貿合作不可能令中國遏止伊朗擴展親伊 朗／什葉派勢力的野心，或者消除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為首的遜尼派國家對伊朗的戒心。中國在中東的最佳利益布局，並不是主動取代美國在中東秩序的角色（包括對付激進伊斯蘭勢力、在庫爾德獨立問題上表態），而是僅善用美國的中東盟國對於美國不信任感增加這個趨勢，加上與伊朗擁有特殊政經關係這個優勢，積極削弱美國的道德高地和話語權（例如以巴問題、紅海危機等），同時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中東國家鞏固經貿關係，利用時間換取中國成為中東國家心目中美國以外的另類選項，實踐王緝思提出的理想中「西進政策」，進一步抗衡美國霸權。

中國經濟前景是一切的關鍵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在可見將來仍要倚靠美國的軍事保護來應付伊朗威脅，以及必須倚靠歐美國家才能實踐經濟轉型，擺脫單一能源產業這個困局，兩國固然欣然成為中國的座上客，透過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吸引龐大的中國資金之餘，也迫使美國認真對待兩國的訴求。誠然，中國在過去數十年在全球的「經濟改變政治」外交模式，有賴於高速增長的經濟規模，惟中國現正面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改革政策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地緣政治環境備受美國圍堵，本身的產業優勢日漸被美國主張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削弱。拉攏中東或許是中國應對以上問題的治本方法，但北京能否持續執行上述的中東外交戰略，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信心是所有討論的前設。條件已具備，惟如果缺錢，一切也是枉然。

（作者為國際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