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訪港的重點

先談夏寶龍訪港，對外包裝是以經濟民生為主，但實際上《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始終是中央最關注的重點。對外說「以經濟民生為主」，其實只是不想進一步令港人憂心，甚至引致外國繼續發炮。內地有關人士形容為「低調行軍」、「銜枚疾走戰略」。所以，大家不妨留意李家超回應記者的一句話──如果中央官員與港府官員有公開活動，港府會公布。換言之，不列為「公開活動」的內部會議，那就不會向外透露了。

據政圈人士透露，中央關注的不是外國對二十三條的反應和攻擊。原來較早時候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蘇利文會面時，重點談中美關係（尤其是經濟合作正常化），間接也提及二十三條。這樣表述有連鎖效應，讓美國感到中美經濟合作才是最重要的；美國再在二十三條上耍花招，只會是空炮。所以，外界發覺港府公布二十三條的內容後，美國沒有怎樣表態，不知是否王毅的暗示變成美國眼中的「掩口費」？

據外交界消息，其實北京更關心「正在審理和處理的某些案件」，但為免影響司法公正，所以不便公開談及。一來這可能影響中外關係和國際格局，包括外資的信心；二來擔心某些案件會被外國用作「法律政治化」的樣板，影響香港正在建設的國際調解院工作。因此，更需「低調行軍」。

在北京眼中，這些工作其實主要由中央落實，包括游說外國政府（在外交上稱為「實力談判」或「在實力上過渡」），港府的主要工作是對港人說好二十三條的故事，對外做好民間的「反駁工作」就行了。所以，中央並不擔心港府不能妥善地完成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尤其是中央已直接或間接「令香港的反對力量滅聲」；如果港府還把二十三條搞到「一鑊泡」，那就該打屁股了。

處理經濟民生壓力重大

不過，港府中人仍感到「責任重大」，不敢放鬆。為什麼？因為官場中已出現一種氛圍，甚至變成公開語言，表達同一種意思。其大意是：中央已替香港「由亂到治」，那麼，「由治及興」就是港府責任了。這種氛圍令港府和建制中人猛然想起，習近平前年來港時談及港府「四大重點」之首，就是提高管治水平。此外，港府官員到內地述職或交流時，中央大員的「嘉勉」其實也是一種壓力。

更有甚者，政圈近期出現一些言論，毫不含糊地指「中央已給香港很多政策和方便，並已替香港開路，但香港（隱含擁有權、錢、勢的官員和建制人士）卻不懂得好好利用。」這不是個別言論，而且頻率愈來愈高，雖以民間形式出現，但也許已成了間接的「傳朕口諭」。這種言論不會涉及中央政策是否得宜，但港官已感到壓力愈來愈大。

以前，大家當「忠誠廢物」的指摘只是一家之言，建制派還以「廢柴學者」。但如今，小紅書和小粉紅的一個噴嚏，也會變成「地震」。跟着，重量級人物對港府、大財團和企業「不能配合大灣區發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速度不如理想」等問題發炮，老百姓不當作一回事，但圈中人卻有如頭上千斤頂。所以，夏寶龍來港「以經濟民生為主」，更是一把無形的尚方寶劍。

「美斯欺場」事件蔓延

但話說回來，其實港府決策階層由上到下，都非常賣力地落實北京意旨，只是力量如何使用而已。最明顯的是，港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趁春節前後大搞喜慶活動，區區夜繽紛，邀請外國名人來港表演，可謂琳琅滿目，成本效益已非首要考慮。圈中人說，即使未能「由治及興」，但至少「由治及慶」，總可以交代一時。

誰知，就在這個「沖喜時節」忽然出現「美斯事件」，令港府手上的熱煎堆變成炸彈。初時，港府以為「對家出牌，自己上牌」，但也許「由治及慶」的思潮上腦，急於求成，結果變成「由治及㷫」。

後來「美斯欺場」的怒潮不斷蔓延，港府不能不擺出強硬姿態，但事實上又無可奈何。正當港府一籌莫展之際，忽然又出現一根不知「風從哪裏來」的「救命草」，指美斯背後「有外部勢力」，指示他「要令香港尷尬」。一時間，「美斯曾送照片給劉曉波（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舊聞再度熱炒。其實，這類狂躁症的表現只會令香港成為笑聞焦點，但對港府來說，則可以轉移視線，不會把焦點集中在港府連基本細節也沒有把關，例如合約還未清楚看過就大筆一揮，至少一千六百萬港元。

熟悉中國官場和國際政治的人都心知肚明，這類事件要解決不難。後來內地運用市場力量，不叫「杯葛」的取締球賽，不叫「命令」的美斯廣告下架，早晚可以體現中國特色的「男兒膝下有黃金，奈何折腰求鳳侶」。至於港府會否經一事，長一智，都是後話了。

不過，夏寶龍考察經濟民生，對港府也有一定壓力，因為香港經濟復常不如理想，尤其是與新加坡相比，更慢了幾拍。香港不僅股市下溯「九七水平」，貨櫃吞吐量更由二○○四年的全球首位跌至近年在「十大之末」徘徊。所以，政圈忽然又散出對李嘉誠的怨言，指他當年只顧用低於香港的收費，發展深圳鹽田貨櫃碼頭，而不肯調低香港貨櫃碼頭的收費。其實，這類語言已是明日黃花，留待歷史說吧。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