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俄烏戰爭是否轉向另一個階段，兩年的俄烏戰爭確實改寫廿一世紀國際政治格局。這樣的重寫不單影響個別國家及地區，而是改變一整代人對於國際政治格局的理解。假如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國際政經格局以九一一事件及美國次按危機為契機；第二個十年以習近平及特朗普分別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及美國總統為改變開始；第三個十年迎來了俄烏戰爭，它為國際政經格局帶來了什麼？未來又有怎樣的可能性？

歐洲格局的再洗牌

俄烏戰爭對國際地緣政治觀及總體格局有深遠影響不難理解，畢竟有沒有地緣政治學權威麥堅達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在一九一九年提出「誰控制東歐就能控制世界」的理論也好，東歐地區所發生的事件、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直接導致冷戰結束的東歐民主化運動、間接促成北約改變其運作原則的南斯拉夫內戰，均構成國際政經格局改變的重要章節，這次俄烏戰爭自然也不例外。同樣地，作為戰場核心的外圍，俄烏戰爭直接影響歐洲地緣政治觀及總體格局也是無可厚非，但對於研究及觀察歐盟政治多年的筆者而言，其改變之快及影響之大卻是令人感慨。

先從總體地緣政治觀的改變及洗牌說起。冷戰後的歐洲地緣政治觀具體可分為三個部分︰歐陸派（Europeanism/Continentalism）是相信歐洲可以單獨處理歐洲事務，並希望建立獨立於美國的歐洲安全體系，主要的倡議者為法國，而在特朗普上台後普遍西歐國家傾向支持歐陸派主張；大西洋派（Atlanticism）則相信歐美軍事同盟仍是歐洲安全體系核心，特別是介入全球事務及面對俄羅斯的威脅仍應以美國馬首是瞻，主張的支持者為英國，而在英國脫歐後則以東歐國家如波蘭為主軸；中立派（neutrality）嚴格來說不是一個主張，但基於國家長年維持政治中立的政策及原則，在傳統地緣政治事務上刻意保持中立，政策倡議卻投放新安全威脅（new security challenge）及人道事務介入，例如瑞典、芬蘭以及非歐盟成員國瑞士。從軍事同盟的角度而言，俄烏戰爭的其中一個根本影響是因為歐洲幾乎沒有了中立派︰瑞典及芬蘭在俄烏戰爭後直接選擇申請加入北約組織（NATO），令早已被戲稱為「北約湖」（NATO lake）的波羅的海幾乎完全被北約成員國包圍（除了屬俄羅斯飛地的加里寧格勒（Kallingrad））。當然，正如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研究教授丹尼（John R. Deni）指出，在瑞典及芬蘭兩國加入北約後，俄羅斯或會轉向以深海作戰及區域阻隔的方式干擾波羅的海的海上安全，但兩國入盟也大大減輕了波羅的海三國單獨面對俄羅斯海洋及空軍的成本及威脅。

地緣政治觀轉向

俄烏戰爭更根本的影響在於將整個地緣政治觀推向大西洋派的層面，甚至強化大西洋派未來的歐洲事務話語權。一如前述，在特朗普上台後傳統西歐國家對於美國能否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保護歐洲權益深感疑慮，因此馬克龍的「主權歐洲」（Sovereign Europe）倡議才會得到歐盟內部不少支持。然而，法國在處理俄烏戰爭是戰是談模稜兩可的態度，德國受限於本身政治文化沒有在初期作大量投放，令美國、英國及波蘭等大西洋派國家在戰爭早期的軍力及心力支援贏盡掌聲，大西洋派的安全觀在後特朗普時代也成功扳回一城。亦因為俄烏戰爭中東歐國家的積極表現，東歐國家更為願意在安全事務上挑戰傳統西歐領導地位。例如二月下旬當國際媒體傳出西歐國家意屬前荷蘭首相呂特（Mark Rutte）出任北約秘書長一職時，三月中羅馬尼亞總統約翰尼斯（Klaus Iohannis）便宣布有意角逐，並表示羅馬尼亞過去二十年的地緣政治歷史及角色更能協助北約面對區域及全球安全的威脅。而歐盟因為俄烏戰爭打破對烏克蘭加入成為歐盟成員國資格的戰略模糊，甚至一口氣接納格魯吉亞及摩爾多瓦的申請，也是歐洲地緣政治觀有所改變的明證—是否心甘情願則是後話。

經濟改革安全化與「戰爭動員」

俄烏戰爭對歐洲另一個深遠影響，是歐盟透過將經濟改革「安全化」（securitisation），成功將一些泛歐派希望作出的歐洲政經改革急速推行。哥本哈根學派及安全化理論奠基人韋弗教授（Ole Wæver）指出，所謂的「安全化」是一件平常不過的政治事件與「安全」（security）扯上關係，從而令這件事件獲得特殊關注及不合符比例的資源投放。其中一個最為經典的例子，就是美國如何先以大殺傷力武器將攻打伊拉克問題「軍事安全化」，然後再以「解放伊拉克人民及保障普世人權」將其「社會安全化」，從而減少國際社會及輿論在其後發現伊拉克並沒有大殺傷力武器時的批評。然而，「安全化」行為不一定會帶來如上述一樣的負面效果，例如不少公共知識分子就曾批評各國政府沒有將全球氣候暖化問題視為「全球安全威脅」，令多年來環保問題僅停留於各自為政、得過且過的合作概念，是多年來無法達成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的一點五度溫度控制的原因之一。

「戰時措施」恆常化

事實上，儘管歐盟早於二○○一年因應《京都議定書》定下首條可再生能源指令，二○一五年建立能源聯盟（Energy Union）推動可再生能源及去碳化（decarbonisation）的發展，但歐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真正契機，卻是因為俄烏戰爭後歐洲各國意識到石化能源會是俄羅斯用以影響歐洲安全體系的手段後，才加快研發可再生能源技術、跨境能源聯網、促進能源效益技術等。此外，以應對俄烏戰爭所提出的RePowerEU政策為例，當中有不少彷如「戰時措施」的倡議，例如提出各國要預先儲備足夠的能源過冬、建立特殊政策指令干擾能源市場價格以讓歐洲民眾及企業享有可負擔的資源、各國自願削減百分之十五的能源消耗等，很難想像假如沒有俄烏戰爭，這些政策及倡議要花多少時間才可通過並執行。而一旦政策成為事實，即使日後能源價格有所回落，各國在路徑依賴的誘因下也會將政策延續下去，更何況此時戰爭沒有完結，這種「戰時狀態」的「安全化」行為自然會繼續下去。從歐洲的能源轉型及氣候政策而言，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而因為俄烏戰爭在地緣經濟的重要性以及能源轉型「安全化」成功推動歐盟徹底改革，一些與戰爭相關的議題例如糧食問題、供應鏈問題等或多或少成為歐盟推動相關改革參考，將歐盟「經濟安全」與歐洲共同市場掛鈎，令「經濟安全」不再停留在學術討論及虛無縹緲的層面，反而有助歐盟長遠經濟發展—這其實是何其諷刺的事。

兩年過後，還有什麼可能性？

當然，隨着戰事不斷拖延，不論是政治菁英還是平民百姓，總有時會思考未來還有什麼的可能性。筆者早前回應傳媒朋友時表示，俄烏戰爭是一場勝負條件模糊及難以達到的戰爭︰從烏克蘭的角度出發，這是一場主權及民族尊嚴的戰爭，因此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收復戰爭失地，更進取的自然是希望收回二○一四年失去的克里米亞。但從二○二三年的春季大反攻看來，烏克蘭要達成這個目標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從俄羅斯的角度而言，如果認真看待普京早前接受的訪問，其接受和談的底線是至少要保留俄軍現時佔領的土地永久屬於俄羅斯（或其支持的親俄武裝組織），這底線卻是現時尚擁有西方軍援及經援的烏克蘭所難以接受的。而當雙方的底線其實都是針對「戰場上的現實」（realities on the ground），戰事其實只會走向不斷拉扯、彼此消耗的局面。從政治風險評估而言，未來一年俄烏戰爭維持膠着既是最大可能性也是最現實的答案，但也令人感到落寞神傷。

（作者為Orientis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