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是一面旗幟

如同一九六八年的反越戰學潮，哥倫比亞大學註定成為這次席捲美國、外溢世界的親巴勒斯坦學潮的標杆大學。自校長莎菲克於四月十八日首次授權紐約警察進入校園鎮壓學潮之後，在校園草坪紮營示威成為此次全美學潮和平抗爭的範式。誰知，因為哥倫比亞和耶魯等常春藤大學堅拒學生要求，無法同意學校資產與以色列「脫鈎」，只是承諾在加沙地帶增加人道援助，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堅持地面攻打加沙最後一個巴勒斯坦逃避戰爭災害的邊境大城拉法，帶來人道災難急劇擴大的可能性，刺激學生運動激烈程度升級，莎菲克校長在對示威學生發出最後通牒無效後，終於再次授權紐約警方「掃蕩校園」，而十分蹊蹺的是，密歇根大學瘋傳的學運升級教戰的小冊子竟然在這個節骨眼「生效」，哥大激進抗議的學生企圖重演六十年前反越戰示威時佔領大樓的場景，竟然在四月二十九日深夜十一點多，從草坪營地湧向具有歷史性標誌的學校東側的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開始了一場佔領大樓的行動，也讓和平抗議的學運來到了一個轉折點。據在場學生說，佔領大樓有兩個目的，一是向警告學生可能面臨停學和剝奪畢業資格的校長展示不會低頭的決心，二是為了向一九六八年四月哥倫比亞大學針對越戰和種族主義的學生抗爭者首次佔領此樓致敬。學生的激進行動旨在表明了他們對加沙和平停火前景暗淡的焦慮，但卻讓校方和警方找到了合理鎮壓的藉口。

哥大開啟的鎮壓和警察駐守校園模式，立刻成為全美各大校園解決這次學運的「新經典模式」，只是有些大學的警方鎮壓可能更為激烈，使用催淚彈已經成為校園常態。截至五月上旬，美國在數十所大學逮捕的人數已經超過兩千多人。與紐約警方在鎮壓哥大時發生一次槍支意外走火事件不同，警方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使用的暴力更為顯著，甚至動用了只在戰爭中使用的閃光彈以及橡皮子彈，並強力拆除學生搭建的帳篷和木製障礙，有學生受傷嚴重，與紐約鎮暴警察二十分鐘解決抗議者比較，加州警方竟然花了幾小時來鎮壓UCLA的抗議學生，校園變成戰場，可見其激烈的程度，學校也為此停課一天。當然，校園航拍的鏡頭顯示，學校內確實出現「聖戰士」般的格鬥訓練畫面，成為警方對付非法煽動者的證據。更令人震驚的是，從東部到東西海岸，自媒體和主流媒體的現場直播，呈現了數十所學校的鎮壓場景，而學生面對警方的鎮壓，幾乎沒有出現任何的暴力反抗，體現了和平抗爭的一貫性，儘管從白宮到反對黨，從校方行政當局到實施鎮壓的各地警察局，都異口同聲以「外部勢力」介入，將學潮與恐怖主義和反猶主義連結，學生受到的污名化程度加劇。當然，不能否認，在對立雙方示威抗議程度加劇的時候，美國學校不少猶太人學生的恐懼感甚至安全憂慮，都有增無減，全美猶太裔學生組織一直反映猶太裔學生的不安和緊張，呼籲校園要回歸安全和平靜。而在五月份的畢業季，美國數以十計的學校將出現威權國家都少見的警察戒備森嚴的場景，哥倫比亞大學等乾脆取消了主要畢業典禮，而布朗大學、西方大學則達成協議，示威組織者承諾不對畢業典禮做出任何干擾。當然，熱血沸騰的學生不可能坐視畢業典禮的示威抗議的良機，因為二○二四年這波學運浪潮，也必將成為他們四年校園生涯難忘的青春一抹景色。

外部勢力的干預是主因？

從白宮到紐約和加州的警察當局，都聲稱學潮是由外部勢力主導，必須用鎮壓來恢復秩序，而主流媒體也積極配合，列出警方逮捕名單中的「外來勢力」，來證明用警力恢復校園秩序的重要性。殊不知，全球不管哪種體制的國家，在鎮壓學生運動時的藉口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外部邪惡勢力」。這當然是事實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記，一如反越戰的學潮，這次學潮的主力是常春藤大學的學生，他們是美國未來的精英，不會那麼容易被外部勢力牽着鼻子走。可以這樣說，學潮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社會青春期」的表現，是學生對社會和政治舊秩序、不公平現象的反叛。反叛的聚焦點與所處時代的政治焦點有關，六十年美國學潮的焦點是民權運動，七十年代是反越戰，如今正逢加沙危機。學生運動因為是「社會青春期」的表現，當然會有極端的社會政治現象夾雜其中，也會有不同政治勢力通過一些極端的口號，令外界對學生要求和平、正義、人道訴求的產生誤解。比如在中東地區廣泛流傳的「美國去死」以及消滅以色列的一些口號，均受到支持學運的教授和猶太裔學者的批評。但是，哥倫比亞大學發端的這次美國學潮之所以能夠迅速波及全球，甚至包括東亞的日本，顯然其提出的加沙人道主義危機，確實成為目前挑戰世界各國良知的焦點議題。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是，在總統大選中勢不兩立的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竟然在校方引入鎮暴警察恢復校園秩序的問題上達成一致。這說明在所有對立的政黨和主流輿論的政治立場背後，由一種超越他們的游說力量存在，他們到底是誰？輿論普遍認為，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政治游說力量扮演重大角色，但美國猶太集團更是共和民主兩黨領袖背後的最大金主。已經去世的美國賭王、金沙集團創始人阿德爾森就是特朗普兩次競選的最大金主之一，提供政治捐款上億，擁有跟總統的直線電話。拜登之所以冒着跟民主黨內激進挺巴青年組織鬧翻的風險，也不改偏袒以色列的既定立場，背後因素自然也有猶太裔金主的陰影。不僅如此，在援助烏克蘭、以色列撥款上拉扯不斷的美國眾議院，竟然在哥大清場之後，就通過跨黨派的擴大解釋反猶太主義定義的法案，連《新約聖經》記載猶太人殺耶穌的事情都成了「敏感詞」。可見，美國猶太集團政治能量的厲害。

但是，不能否認，這波學潮中，美國猶太社會也是分裂的。包括猶太裔參議員桑德斯、不少著名的猶太裔教授學者以及這次學潮組織者之一的猶太和平之聲，都嚴厲批評內塔尼亞胡政府的「種族屠殺政策」，顯示美國猶太人社會的多元化現實。加拿大籍的著名猶太裔教授薩阿德甚至在社交媒體上預測「內戰將降臨西方」，而科技大咖馬斯克竟然呼應「概率是百分之百」。馬斯克指以色列在加沙殺害巴勒斯坦兒童，其實就是在催生更多的哈馬斯。可以這樣講，這次學潮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甚至以色列的對巴勒斯坦政策，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學運背後的社會價值

顯然，這波學運引發了社會上挺以還是挺巴的紛爭。其實，許多手拉手在校園門口守護學生的教授和家長們的意見值得重視。他們沒有陷入挺以挺巴的爭論，而是從保護美國《憲法》的言論自由和校園學術自由的傳統、保護學生合理的社會反叛角度出發，反對政府和警方侵入校園進行威權式的鎮壓清場，這是看校園運動的第三隻眼睛。世界歷史證明，絕大多數鎮壓學生運動的案例並沒有給社會帶來正面的意義，也不能激發社會發展的正能量。而從歷史長遠的角度來看，學生運動常常扮演「社會先知」的角色，對未來歷史和國家政策的變更，是一種積極的推動力。

（作者為本刊特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