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緣香港終審法院委任的兩名非常任海外法官郝廉思和岑耀信（均為英籍）先後辭任，另一位加拿大籍法官麥嘉琳亦表示，今年七月到期後不會留任。岑耀信後來發表文章表示，因為香港「政治狀況已變」，無法發揮作用。在北京和香港官方眼中，他的言論對香港構成傷害，背後還可能有國際政治操作，旨在打擊香港法制，從而破壞香港的國際地位。

海外法官的定位

事實上，岑耀信曾在英國《泰晤士報》撰文，表示有人要求英籍法官不要擔任香港終審法院法官，但他沒有說什麼人。此說很容易引起北京和港府聯想，在背後發功阻撓的可能是英國政府，因為英國傳媒在同一時間也有類似的內容。這個「意念拼圖」形成後，很快就變成輿論戰。中國官方不同部門和港府反駁岑耀信，言辭頗為激烈，炮轟他「失實、失信、失德」，「心甘情願充當英國及有關國家政府和政客政治操弄的工具」。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也要表態，用比較溫和的語言保護香港的司法制度。

這裏涉及兩個關鍵問題。一、海外法官的角色是什麼？各方（包括法官本人）對這個問題的認知是否一致？還是存在差距？二、在現實上，海外法官能否發揮他們心中想起的作用？而這些作用又是否中國和香港官方想達到的？

其實，這些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基本法》起草時已談過。當時的京官對「海外法官」這個概念不大了了，也弄不清為什麼回歸後還要邀請海外法官參與審理香港的案件。後來，香港草委（不單法律界，還有其他界別）多番解說：海外法官可以給予國際信心，也可以提供實用的普通法觀點，對落實「一國兩制」甚有好處。京官明白了箇中道理，還感謝香港草委的意見，並樂意在香港回歸後實施海外法官制度。當時我長駐北京採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深感改革後的氣氛十分開放，處事的京官也十分開明，願意吸收新觀點。殊不知今天形勢有異，有建制中人把當年京官的謙遜納諫，說成是「勉為其難才接受海外法官」；還有建制派人士質疑，「海外法官今天還有多大作用？」不知是否為取消這種制度作先導輿論？

經過回歸後二十多年的運作，海外法官確實發揮了穩定國際信心的作用，因為一般終審法院處理的案件，都會安排海外法官參與（涉及國安的除外）。由二○二一年五月至今年五月，終院審理五十三宗上訴案，其中五十二宗有海外法官參與。

不過，海外法官只能在他們參與的案件中發揮作用，對香港整體法律和司法形勢並無影響力。所以，岑耀信感到「香港政治狀況已變」，他也無能為力，繼續留下來也許會變成外媒所指的「花瓶」或「遮醜布」，所以萌生去意。

當然，也有願意留任的海外法官持不同意見。他們感到香港與其他地方一樣，有政治性案件，也有經濟、民生、社會、刑事罪行等案件，而他們又認為海外法官不應該被分派審理「引起爭議的案件」。所以，他們一般不會接觸敏感案件，也不會參與政治案件的審理，所以不感到香港「法治已死」。相反，他們認為仍能發揮作用。

但無論如何，普通法對香港十分重要，過去如是，今天和可見將來也如是。所以，夏寶龍特別會見香港政務司副司長張國鈞，重申香港實行普通法。一來因為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這是「十四五規劃」原有的任務），二來因為香港還要成為知識產權和國際仲裁中心（這是「十四五規劃」實施後增加的任務）。假如拋棄普通法，或普通法的形象被海外法官辭職和國際輿論打掉，對香港毫無好處，現有的優勢將進一步被新加坡等國家搶走。

有了這個定調，平衡的言論馬上出籠。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表示，海外法官是香港法治的特色，藉此向世界宣布普通法制度是對香港有利的。

激烈輿論過後更難物色海外法官

不過，早前炮轟岑耀信的行動很快就產生後遺症。曾長期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梅師賢（澳洲）表示，強烈不接受北京對岑耀信人格的批評，強調「他是高度受人尊重的法官」。按制度，香港終審法院可以委任不超過三十名海外法官，但長期未滿額；後來，愈來愈多海外法官辭任或不續任，人數比留下來的多。等到麥嘉琳期滿不續任時，海外法官只剩下七人。岑耀信被炮轟之後，如何繼續物色海外法官？相信又增加困難了。

還有，邀請海外法官不能隨便「拉夫」，因為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終審法院，沒有一定水平實難擔當。所以，必須找一些德高望重、享有聲譽、資歷深厚的人士，例如普通法國家的高等法院（或更高級法院）的首席法官，那就買少見少了。據行內人士說，他們不是高報酬就「請得動」的；他們也不會受其本國政府和輿論影響，否則他們根本不能登上殿堂級的地位。如果只是把他們當作「花瓶」，絕對是天下第一大浪費。

順道一提，麥嘉琳以「多花時間陪伴家人」為由，不續留任香港終院，但據報她已續任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三年。她在香港不留任後發表的言論，也頗為婉轉。她表示對香港法官、香港法院維護法治的決心有信心。從語言學角度看，決心是一種願望和意志的表示，至於效果如何？沒有多說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