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的經貿工作點滴及回顧

何衛德表示，上任之初正是新冠疫情高峰，當時工作重點自然是如何協助歐盟走出困境，解決因疫情衍生的貿易及人員流動問題。慶幸是即使環球貿易受到疫情及地緣政治緊張所影響，在歐洲、中國及香港商界的共同努力下，歐盟與香港的經貿數字增長在過去三年算是相當可觀︰雙邊商品貿易總額由約二百九十億增至三百一十多億歐元，而海外投資增長過去數年約百分之五到十。但最令人感到驚喜的是雙邊服務貿易，由他初到埗時的二百八十至二百九十億歐元，上升至最新的四百一十至四百二十億歐元，平均每年增長五分之一。他指出，在旅遊業此刻仍不算全面復甦的情況下，這些增長主要由金融、專業服務及資訊科技服務等行業帶動，可見歐盟與香港之間的經貿關係對彼此的發展互利互惠。

何衛德進一步回顧任內一些實質成果︰成功游說港府改革海外被動所得收入免稅制度（FSIE regime），堵塞一些國際稅務的漏洞；解決一些歐洲產品進入香港市場時面對的問題，例如修訂小型巴士車輛相關法例要求；成功把本地新冠疫情及疫苗接種紀錄納入「歐盟數碼新冠通行證機制」。在科研交流層面，何衛德表示過去數年一直討論香港在「展望歐洲」計劃（Horizon Europe）的角色，而今年香港仍可參與這個科研撥款計劃，亦是一個相當正面的訊息。在官員交流層面，訪問之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正出訪歐洲─何衛德表示他是其中一個積極推動港歐經貿關係的主要問責官員，同時也有一些高級別的歐洲財金官員訪問香港，這都是十分正面的現象。最後，何衛德強調現時歐港經貿關係其中一個的重要議題是綠色分類目錄，以及在「環境、社會和管治申報」規範化層面的合作。儘管他認為在上述兩個項目上，歐盟與香港仍有很多合作空間，但過去數年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這些申報準則慢慢趨向一致，這對促進歐盟及香港未來的雙邊投資相當重要。

作為一個資深的外交官，何衛德在上任之時曾思考如何進一步了解香港以至中國在經貿層面的運作，從而協助歐盟不同持份者更了解香港及中國。他慶幸這三年多的任期，透過親身接觸不同政商界代表、各行各業的持份者，以及社會大眾，令他更了解香港及中國。同時，何衛德希望透過這些會面、演說及訪談，讓香港社會進一步了解歐洲共同市場的運作方式，以及一些倡議及法規背後的想法與因由。

新局勢更重視即時接觸及深入理解

當問到新的國際政經局勢如何影響他的工作時，何衛德表示隨着資訊發達，經貿外交的重點更多是放在如何互相理解及與在地持份者溝通彼此的立場。他表示歐盟過去數年推出不少強化經濟安全的措施及法案，當中固然有一些外圍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但更多經貿議題背後的推手其實是歐盟堅信的政治及經濟價值，因此負責對外事務的官員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解釋政策，以確保談判桌上的另一方了解這些法規及措施背後的意義。從立法層面而言，外交官員也有責任將歐盟以外的持份者的聲音反映在立法諮詢過程間，讓共同市場外的持份者感到他們意外受到重視。當然，對外官員的工作也包括了解他們駐地政府一些新法案背後的動機，了解及接觸當地歐洲及本地商界代表，了解他們的想法以及新法案衍生的機遇，從而提出一個聰明的方式回應及保護歐盟在經貿事務的利益。何衛德直言，當下經貿談判如綠色航運、綠色金融、世貿治理等問題不再如昔日般簡單直接，因此如何建立良好關係對於經貿談判十分重要。何衛德強調，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其實相當開放，也是真心希望促進兩地經貿關係，例如遇到有關市場進入的問題，歐盟當局會主動提出，香港官員也願意以積極態度商討及解決。即使最終問題未能得到解決，他們至少有機會向政府表達意見，從而可能影響長遠的政策發展。他以兩地專業資格認證及政府採購為例，他積極游說希望香港政府能放寬專業資格認證，從而讓一些歐洲的專才及技術更能進入香港市場。他指出，例如北部都會區發展是一個很大的機遇，假如香港放寬專業技術及採購條件規定，歐洲中小企可以提供更多切合北部都會區發展需要的技術及產品。

筆者一直研究歐盟與香港的互動，發現在公開文件及資訊下，歐盟與香港的官式互動較以前為少，反而歐盟駐港澳辦事處─特別是何衛德所領導的貿易及經濟部，投放了更多時間與本地商界接觸，因此向何衛德提問：這是否一個回應新局勢經貿關係的新策略？他表示這不完全是刻意為之的方式，更多是因應與當地政府、商界以及他個人性格所結合的工作方式。首先，他指出歐盟駐港澳辦公室與在港歐洲商界以及本地商界均有良好關係，因此與他們溝通的方式變得更直接簡便。他表示很多會議及活動是由本地以至是內地商界或工業界的持份者提出，例如希望他解釋《企業永續盡職管理指令》（Th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簡稱CSDDD）的內容，解釋歐盟碳邊境排放機制如何運作，解釋歐盟針對企業ESG申報準則等，這些政策更是實在地影響他們的日常運作，而解釋歐盟政策也是貿易及經濟部的重要工作之一。

其次是他個人很重視這些來自商界要求，因為他相信唯有透過不同的活動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才可有效推動歐盟與香港的經貿發展，例如歐盟駐港澳辦事處與香港中華總商會合辦研討會推動綠色金融，邀得歐洲執委會金融穩定、金融服務及資本市場聯盟（FISMA）的副總幹事Alexandra Jour-Schroeder以網上發言方式分享歐盟在綠色金融政策及發展。透過這些活動，在布魯塞爾的官員可以與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同事合作並接觸香港商界代表，而香港商界也可接觸到歐洲共同市場的機遇，把這些商機帶到香港。除中華總商會外，他指出歐盟駐港澳辦事處與香港歐洲商務協會合辦三次Greenway跨界別交流研討會，推動歐盟與香港在綠色經濟的合作。「當然，我們與香港總商會，特別跟當時仍是理事會成員的Orientis共同創辦人陳佩君女士有着深厚的合作關係，她是我們首屆Greenway的分享講者之一，剛過去的Greenway 2024更直接邀得香港總商會合辦。」然而，何衛德表示這並非放棄與政府的正式溝通渠道，「外界會見到我們跟商界有很多互動，但不代表歐盟駐港澳辦公室跟特區政府沒有交流及溝通。當然，也許我們跟特區政府近年沒有年度的系統對話會議，就一系列的議題交換意見；但同時我們在不同議題上有很多即時的對話。事實上，這也反映國際關係運作的改變，我們不會因為有一個年度會議而將所有議題放到那個會議桌上，而是一旦我們認為有一些議題或事務需即時協商，我們可以很快找到相關的政策部門討論。因此，那些跟商界的接觸不是取代與政府的系統對話會議，反而是新國際關係運作上所以事情需要更快處理，因而更多是議題主導整合經貿合作及溝通形式。當然，歐洲理事會近年對香港事務的一些決定，確實對我們與特區政府在官式接觸上有所影響。」

香港在全球及歐港貿易關係的角色

談到改變，除了國際格局的根本改變外，歐盟及歐洲共同市場本身也有着不少變化，特別是在次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下，歐盟視發展綠色產業及數位改革為兩大經濟改革的重心。何衛德回顧近年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他指出本屆歐洲執委會定下綠色產業及數位經濟為兩大重點，但隨即而來是新冠疫情爆發及俄烏戰爭，可能令歐盟要擱置部分綠色產業及數位經濟政策。然而，他慶幸本屆執委會並沒有因其他政策及社會對措施的質疑，而減慢有關綠色產業及數位經濟改革步伐，例如在數位政策上歐盟剛獲通過的《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的挑戰也令歐盟內部不斷反思歐盟如何可以繼續保持競爭力。因此，歐盟近年來對內在歐洲共同市場推動經濟安全政策，提出開放戰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的貿易政策，而可持續發展也是這些提升歐盟總體競爭力政策的一部分。「當然，假如你到日內瓦（世貿總部）走一趟，你會發現今天要維持『開放』是相當困難的，現時的情況最終會影響環球貿易增長。」然而，他表示雖然歐盟的立場並未得到其他國家認同，但歐盟仍會繼續這套既開放同時保護歐洲共同市場利益的貿易政策。而透過通過相關政策及法規，歐盟也向其他貿易夥伴表明其有能力保護共同市場。歐盟不一定要使用這些措施，但這些戰略自主的措施打好歐盟開放經濟的基礎。

何衛德同時指出，歐盟之所以提出保障經濟安全的政策及法規，正正是發現歐盟失去競爭力︰「在新冠疫情時發現供應鏈不穩定，發現歐盟市場內欠缺一些維繫我們生活的關鍵技術。當然，這不代表歐盟要將所有生產撤回歐洲共同市場，而是歐盟需要確保在綠色轉型及數位轉型過程中，歐盟擁有並輕易獲得所需的技術。因此，新提出的法規比以前偏向支援工業政策，目的是希望可以吸引部分技術回流到歐盟發展。但維持經貿環境開放是歐盟堅持的經濟方針，因為這代表數百萬計的工作機會，因此歐盟不僅維持開放，也希望其他國家也在經貿層面保持開放，因此你可以看到歐盟積極地與其他國家談判新的貿易協議，透過新的貿易夥伴關係促進開放，同時強化歐洲共同市場。」

既然歐盟希望與貿易夥伴建立新的經貿關係，筆者自然問及香港在次世代歐盟的角色會是什麼，他又如何與港府及商界說明歐盟在具體政策例如《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及其他商貿措施？何衛德表示，儘管歐盟希望在二○五○年前全面達致氣候中和，但歐盟總體的排放只佔全球的百分之七，根本不足以改善全球氣候問題，因此歐盟的政策重點是在不同的場合游說其他國家及經濟體共同落實這個目標。而在香港，他很高興《香港氣候行動藍圖二○五○》與歐盟一些政策目標相符。事實上，討論氣候問題也是歐盟跟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議題，歐盟會如何一步步去香港的持份者討論歐盟政策呢？「首先，我們已確立一些基本原則，就是將可持續發展與貿易政策及談判掛鈎，假如其他經濟體可持續發展議題上跟不上歐盟標準，歐盟不會與他們開展自由貿易協議談判。此外，歐盟也意識到單從貿易層面不能解決問題，於是歐盟針對生產鏈加入可持續發展企業盡職審查原則，以及其他針對生產過程的法案。」因此，何衛德表示即使香港經濟結構不依賴製造業，但香港作為全世界第七大的貿易經濟體，有很多專業服務都涉及商品貿易，因此在可持續發展供應鏈及貿易有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是他一直希望帶給香港政府及商界其中一個重要訊息。而近年歐盟積極推動的發展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方針，他認為香港對此有一定興趣但尚未完全與歐盟接軌，因此近年他也積極向各持份者解釋歐盟的循環經濟如何有利香港經貿發展。而作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在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性無容置疑。「事實上，即使全世界政府將可用的資源投放在綠色經濟上，我們仍無法解決環境問題。因此，要有效解決氣候問題，我們就要推動甚至強制要求私人企業投資綠色產業。而正如早前提出，歐盟在投資層面提出綠色分類目錄將不同的投資按其可持續發展影響分類，以及有關『環境、社會和管治申報』規範化的法律，這也是我們最近跟香港政府及商界討論得最熱烈的議題。」

何衛德指出，歐盟提出的申報規範極具野心，希望將可持續發展的申報與企業財務申報看齊，而香港正可以提供相關的專業服務及知識。他直言，假如香港希望維持它在環球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而非甘於只作中國其中一個對外窗口，香港要盡快落實這些「環境、社會和管治申報」的準則。他指出，「香港其實不欠缺人才，但現時香港欠缺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商業模式，因此假如香港鼓勵年輕人發展這樣的視野及眼光，以香港的人才庫，在未來可持續發展經濟議題上機遇處處。其次，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可引導環球資金流向哪些投資計劃，我們可以見到香港證監會及其他金融相關部門積極參與及推動可持續金融發展，這正是歐盟樂見的。最後，假如香港能進一步開放市場，釐清一些市場規則及訂立公平的競爭環境，接納而非抗拒歐盟在可持續發展訂下的一些基準，這將強化香港在全球經貿核心角色的地位，因為所有企業都知道，假如成功在香港落戶，它的企業管治及可持續發展將會是世界頂尖水平。」

至於如何推動商界及中小企接納可持續發展法規所帶來的不便，以及將其融入宏觀商界策略，何衛德表示歐盟推出《歐洲綠色政綱》後也備受壓力，布魯塞爾及其他國家均面對不同階層的示威，甚至成為歐洲議會選舉其中一個重要議題。他表示，作為技術官僚解釋政策及面對民眾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也明白推動綠色政策不能殺雞取卵，假如措施會完全扼殺中小企生存是無補於事。因此他認為除將部分責任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同時透過措施協助中小企處理過渡期所面對的問題外，也要讓中小企知道可持續發展是機遇也是大勢所趨，愈早適應對中小企長遠發展是利大於弊，「這也是我們在港一直希望傳達的訊息，透過與你們及其他商會代表的交流，舉辦Greenway及其他活動將歐盟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傳揚開去。」事實上，何衛德認為要進一步善用香港的人才及環境優勢，社會應開放討論空間及平台讓不同界別的菁英參與交流，從而產生協同效應及激化創意思維，同時加入商界意見，嘗試將這些創意轉化為商機。他慶幸在港見到不少由非政府組織及年輕人主導的平台例如ReThink HK，跟香港歐洲商務協會合辦的Greenway等成功例子，也希望香港未來有更多同類型交流促進可持續發展經濟。

後記

離別之時，筆者向何衛德問到他會懷念香港哪些地方，以及對繼任人有何建議，他直言香港是一個相當宜居的城市，自然環境優美同時熱情好客。當然近年地緣政治環境對工作有一定影響，但總體而言香港仍擁開放及良好的參與及討論空間。他表示無論繼任人是誰，他都希望可以善用香港開放的討論空間。他認為香港獨特之處在於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東西交流、南北交匯地方，不論是金融、商貿，甚至文化層面，人們都可自由交流互動，假如未來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仍可暢所欲言、自由參與，香港仍是世界上一個最美好的城市，也是一個宜居、宣工作，甚至對全球有正面貢獻的地方。

（圖片由陳偉信提供。作者為Orientis 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