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三中全會」比預期遲了很久才舉行，外界一般寄以厚望，看看中國將拿出什麼具體措施深化改革和解決問題。所以，會議的重點在經濟，不在其他。從香港的角度看，因為大局已定，沒有重大政治問題需要處理，因而更着眼於「三中」與香港的經濟關係。

從表面現象看，這類會議的重點是全國性問題，不會多談或強調香港。不過，了解中國運作的人士明白，即使「三中」沒有突出香港，但有兩項內容與香港有密切關係，值得重視，不能以作壁上觀的心態待之。

香港國際金融如何確保和發展

其一，香港的國際金融作用，是如何確保和發展的問題，而不是維持的問題。至今為止，內地沒有一個城市能替代或接近香港，成為不可或缺的國際金融中心。尤其在可見未來，一些西方國家將加強對內地和香港的箝制，例如香港駐美經貿辦事處仍受到可能關閉的威脅（不知有否受到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的「間諜案」影響）；到美國上市或經營的中國公司都要符合美國嚴格執行後的會計制度，必須清楚無誤地呈報各項資料，包括真正擁有者，如資料有誤，日後可能招致巨大損失。在此情況下，香港的角色更為重要，因為在港總可以找到合規的辦法。

此外，香港歷來是內地吸收外資的主要渠道。由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由於種種原因，仍有過半甚至更大比例（因時而異）的外資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市場。如今，香港股市萎縮、增長緩慢（今年上半年增長不超過百分之四，但台灣則增長百分之二十八；印度、日本、韓國也明顯高於香港），即使港府不斷向中東等地區招手，但成效還有待驗證。

香港的金融地位受到挑戰，自然會引致其他經濟領域受累，包括可以用肉眼觀察的旅遊業。近年來，旅客數字雖然上升，但來自內地的旅客愈來愈是不過夜、自稱「窮遊」的年輕人，高消費者隨着內地經濟收縮而明顯減少，以至「五一黃金周」也帶動不了香港消費。本來，香港可以及早吸引外國旅客，但因為過度依賴內地旅客，如今也許為時已晚。

最新消息稱，曾經主辦啟德郵輪市集、主要為外國郵輪招聘船員的香港郵輪及遊艇業協會，已在上月遷冊到新加坡。該會認為「港府不重視郵輪業務」，訪港郵輪甚少。港府則稱一直積極爭取郵輪來港，但「努力爭取」與成績有明顯差距。

所以，在「三中」前後，香港官場和建制圈中發現一些微妙變化──來自不同省市的內地官員、高參和民間智囊，近來直接找香港各界專業人士，要求他們介紹海外公司和機構認識，並委託組織活動。換言之，就是要直接建立與國際的聯繫，尤其是對內地有興趣的外國新公司，其中又以中型公司為主。這些公司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比算是「中型」，但資產和份量也甚有吸引力。知情人士透露，內地城市可以減免多項費用，甚至提供免費服務，旨在吸引「外來投資」，數字漂亮可觀。如此這般，香港既面臨外國壓制，又要應付內地省市的（搶錢）競爭。港府官員愈來愈變得只有中介角色；不介紹不行，介紹又是自削手腳，說話的分量似有還無，似重還輕。

香港與國際的高科技交流作用

其二，香港與國際的高科技交流作用。「三中」提出「新質生產力」，實質就是高新科技。推動香港生產力的相關機構早已收風，乘時新增「新質生產力」研究和推廣部門。工作做了，效果如何，日後再說吧。

長期以來，香港與國際保持頻密和有水平的科研合作，但近年有點變化；尤其在「中文大學事件」、校長段崇智受壓辭職後，外國科研機構與香港的合作出現不同的阻滯。也許問題不在香港，而是香港無法影響的中外關係。外國對內地科研人員的限制（自費交流的限制也多起來），提供資助或獎學金更愈來愈少，所以內地尋求與香港合作的事例悄悄地多起來。但結果是香港協助內地解決問題，還是香港被牽連在內，反而增加問題？一切有待努力解決。

既然「三中」與香港有上述兩項不言而喻的關係，香港必須應對和完成中央任務。但有港府官員跟我說，除非收到具體指示，否則他們難以從「三中」的文件內容，弄清未來的動向，連方向也摸不清。他們每一個字都認識，但連起來就不認識和不懂理解了，因為博大精深到虛無飄緲。這反而引出另一種官場生態。

「三中」之後，特首和三司高官紛紛表態說好，機遇處處，一定會認真落實。沒問題，例行公事也要做，但下級官員就難了。他們馬上想到一點，希望中央盡快派宣講團來港解讀，指點迷津；有了這個就好了，一來可以拖點時間，二來可以更領會精神，辦事到位。這類宣講團由「十九大」開始，成為香港官場、建制圈中以至民間（地區組織）的「學習活動」，滿足活動次數（而不是人數）要求就行了。據不完全統計，以二○二二年的「二十大」為例，在會後的一個月內，至少有九十場各類講解活動，即平均一日三場。

不過，官場的學習會也有另一條風景線，關鍵是出席而不用考核，更不要像入職時考試，那就行了。官場已流行一句話，「享受制度優越性」，用以前內地的話說，這是「脫產學習」，不用上班，工資照領。但負責實務的人員感到吃力，因為工作要留待學習後完成。總之，新質生產力也好，新的會議精神也好，就是必須適應新常態。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