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事
中國在今年七月下旬成功拉攏以法塔赫和哈馬斯為首的巴勒斯坦共十四個派系，於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簡稱《北京宣言》），宣稱各派系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人民團結，並提出「三步走」倡議—推動加沙盡快停火、秉持「巴人治巴」原則促進加沙戰後治理，以及落實「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s）。法塔赫和哈馬斯自二○○七年決裂並分治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以來，埃及、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爾及利亞、也門和阿聯酋先後獨力或聯手拉攏巴勒斯坦兩大派系和談，甚至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俄羅斯，在今年三月也曾經邀請兩派到莫斯科會談，但每次會面最後即使有華麗的宣言或協議，均無功而還，是次《北京宣言》也不過是重覆以往提及過的概念，甚至內容更空泛，因此美歐、以色列甚至有法塔赫官員對於《北京宣言》的態度甚為冷淡，但輿論聚焦在中國的斡旋身份，視之為繼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復交後，中國在中東秩序的又一重要舉動。
論客觀形勢，以哈戰爭如何結束，以至哈馬斯與法塔赫的能否真正和解，其一是美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三方互動（也就是美國是否願意提供民用核技術換取沙特阿拉伯簽訂防衛協議，說服沙特阿拉伯同意與以色列正式建交，但前題是以色列必須接受沙特阿拉伯提出的巴勒斯坦立國方案），其二是伊朗（直接和透過黎巴嫩真主黨）支援哈馬斯能持續多久。中國一直以來沒有實際斡旋以巴衝突的經驗，其中東影響力的歷史也遠不及美國和俄羅斯，但隨着「一帶一路」倡議拓展版圖，中國積極與中東國家拓展經貿關係，經濟影響力也逐漸獲北京善用，演化成為今日中國在中東的連番舉動。
從支援亞非拉到務實與以色列建交
早在毛澤東年代，中國便有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決的外交策略，以求在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內，維持第二把交椅，這也是今時今日中國與全球不少發展中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歷史源頭，而中國與阿拉法特（Yassar Arafat）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亦有非正式的關係，期間亦有軍事及外交上支援巴解對抗以色列。六四事件加上蘇聯瓦解，中國加速放棄意識形態外交路線（早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已經開始），先後與親美的新加坡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但沒有放棄巴勒斯坦。
嚴格來說，中國在以巴問題上向來採取「保持安全距離」的策略—以巴衝突本身不直接涉及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但為了同時保持與以色列（及背後的美國）和伊朗的友善關係，中國既口頭上支持「兩國方案」、聲援西岸和加沙居民捍衛自衛生存權利、譴責以色列在西岸興建猶太殖民區等，另一方面也務實地與以色列有經貿來往，特別是看中以色列擁有高科技產業，且當時不受美國的高科技輸出禁令影響（後來以色列在美國施壓下，收緊對中國出售敏感科技或戰略產業）。
搶佔以巴問題道德高地 宣示中俄伊反美鐵三角立場
俄烏戰爭一度令中國支吾以對，無法為「支持領土完整」的外交原則編寫說辭，但最終選擇站在俄羅斯一方（即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不斷以中立身份自居，但實質上透過中亞國家、阿聯酋和香港為俄羅斯提供軍民兩用物資和資金周轉，以避過美國和歐洲針對中國援俄的口實），除了考慮到中俄之間有漫長邊界相連，立場分歧或引起北京不願意面對的中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俄羅斯國力耗損有助中國在歐亞大陸拓展經濟影響力（也就是一帶一路），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深信與（經濟上越來越依賴中國的）俄羅斯聯手有助抗衡美國以至西方世界圍堵。放在以哈戰爭以至廣義的以巴衝突問題上，中國是次則果斷站在以色列的對立面（北京跟隨國際社會只承認以西岸為基地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承認哈馬斯的地位，但沒有把哈馬斯定性為恐怖組織，也沒有發聲明譴責哈馬斯突襲以色列），毫不在意中以關係，主因是中國與伊朗的特殊關係是北京在中東拓展影響力的最大本錢，也是中俄伊為首的反美陣線三大拼圖之一。
哈馬斯、胡塞武裝和黎巴嫩真主黨是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部分，中國在以巴問題方面表現出親伊朗的態度，也是合情合理，只是在執行層面上，中國選擇了最低風險（也就是最高回報）的部分。邀請巴勒斯坦各派到中國會談並發表沒有執行細節的聯合聲明，如上述所說，不會有實質成效，但為北京收獲絕佳的宣傳效果—營造中國在處理中東事務方面的相對同情弱勢，不像美國無條件縱容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權益，但又與哈馬斯保持適當距離（網絡不時流傳相片或影片顯示，哈馬斯在加沙掘地道的材料有中國製造或中國企業的標記，但哈馬斯和北京均未有證實或否認）。正值俄羅斯勢弱，中國在此時主動爭奪以巴問題道德高地，有助突顯在中俄伊反美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搏取阿拉伯民間好感 開拓中東的「藍海市場」
在中東政策取態上，美國一向透過美以同盟和拉攏富裕阿拉伯國家的統治階層來制衡圍堵伊朗及親伊朗勢力，近年更成功說服沙特阿拉伯在以巴問題上放下道德包袱，為美國圍堵伊朗及親伊朗勢力掃除最後障礙，只待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上讓步。中國的中東政策目標無意（亦沒有能力）直接觸碰以巴分歧和背後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中東區域影響力之爭，更多的是透過自身的經濟力量，以及同時保持對沙特阿拉伯及對伊朗的良好關係，吸引不同勢力或權力板塊的中東各國與中國做生意。在以巴問題上為巴勒斯坦人權益說項，不但不會動搖以上的中東布局，而且更可賺取阿拉伯國家民眾的好感（近年不論中國還是西方的智庫組織調查均有所反映），有利中國企業和資金深入中東市場，從而累積經濟及政治力量。
中東的傳統親美國家不再願意事事倒向美國，沙特阿拉伯等國家近年決心加強與中國交往、平衡親美外交政策風險。即使中國或許只是它們對沖美國的選項，但基於中國在非洲「只談經濟，不干預別國內政」的成功經驗，中國與親美中東國家的互動，甚有潛力擴展不談「民主、自由、人權」的政經治理模式。因應中國的經濟規模，北京近年銳意推動「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致力令中國成為發展中地區的經濟動力源頭，甚至推動發展中地區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政經秩序，中東正好是示範地區。
以巴問題無疑是中國中東政策賺取政治光環的項目，而這也是箇中的關鍵—吃力不討好的留給美國負責，搶風頭的則不能落後於人。在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以外，中國在軍事實力遠不能與美國匹敵，中國要在中東提升政經影響力，也自然不能照搬美國的方法。
（作者為國際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