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拼經濟」是香港當前與今後的長期任務。

經過三年疫情之後，香港發現不僅國際環境變了，本地的經濟基礎也變了；同時，港人及周邊經濟體的消費模式也變了。於是，香港的金融、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和旅遊等四大支柱產業幾乎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不景氣。金融業的危機表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戰，香港首當其衝，以至於在美元加息下資金外逃；表現為港股指數三年來從三萬多點，斷崖式直插到一萬四千多點，之後長期在一萬六千多點到一萬七千多點的窄幅上下；其每日的成交額多數情形下更是萎縮到一千億以內，還不如美國蘋果公司一隻股票的日成交額的三分之一。這樣，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拱手讓位給新加坡。在金融業蕭條的場景下，與之配套的專業服務，如會計師業務、律師服務、審計服務等等自然就成了「無米之炊」。

新冠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及消費模式，這點在香港周邊的大灣區內地城市尤其明顯。大灣區內地城市在疫情之後，跨境電商業務因禍得福得以強勁增長；加上大灣區內跨境交通一日千里，二十四小時生活圈、十二小時生活圈日益成為現實。以上多種因素疊加直接衝擊到構成香港的轉口貿易、航運中心、購物天堂和美食中心為招牌的物流、航運、旅遊、酒店等行業，表現為不是進出口金額負增長或增長乏力，就是碼頭集裝箱吞吐量跌出十大；不是遊客來得少了，就是停留的時間短了，以至於人均消費額少了一大截。同時，港人的反向消費（赴深圳等內地城市休閒、探親、度假、養老、旅遊、讀書、創業、就業等）令到本地零售、餐飲、交通等行業雪上加霜。

香港的轉口貿易一直是本地的優勢產業，近年來也一蹶不振。關鍵原因還在於本地製造業凋零，進出口貨物並非本地所需；而且港口服務成本及費用較臨近城市的港口、物流處於劣勢；同時，自動化、數位化、智慧化還落後於內地。

面對香港經濟的困境，中央向特區政府提出「改革」的要求。據了解，特區政府還未正面回應；或許還在醞釀之中？是否還在尋求改革的突破口？那麼，改革的突破口在哪？

政府職能轉換

香港自從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港英政府長期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即政府不輕易介入市場，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由市場決定，實行自由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早期形態。當市場「看不見的手」失靈時，資本主義國家也會放棄「不干預」轉向用政府手段調節資源配置；這在經濟學理論上反映為從亞當．史密斯發展到了「凱恩斯主義」。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經濟大蕭條之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實行「羅斯福新政」，就是政府通過發行國債，上馬公共設施建設，創造就業，提升有效需求，令到美國經濟從危機中擺脫出來，並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這其實就是美國政府角色與職能在非常時期的一次重大轉變。

香港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形勢，雖不是經濟危機，但由於幾個支柱產業都疲軟，其嚴峻程度不亞於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與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在此種狀況下，單靠市場已無法實現自我調節。若政府還死抱住「不干預」教條，不主動作為，或小打小鬧，香港經濟幾年內將更加落後於大灣區中的內地城市，也與周邊的競爭對手拉開更大的差距。那麼，政府職能轉換應從何處入手呢？

第一，政府在經濟生活的作用應該是「抓大放小」，尤其是特首《施政報告》不應該拘泥於雞毛蒜皮的小事（這些事情屬於財政司司長財政預算案的範疇），而應該着眼於謀篇布局，着力於頂層設計，提出具前瞻性的發展方向。比如，香港的主導產業金融、地產、服務業及旅遊業優勢不再後，今後的支柱產業應如何確定？政府在做決定之前，可以多聽取商會、專業界、專家學者的意見，到政府層面進行彙總，最後形成結論。

第二，提高政府機構及公務員系統的決策及辦事效率。每個司局級機構都應研究如何令到決策與辦事環節減少，如何打破長期以來按部就班的行事作風，如何克服推諉、卸責的心態；鼓勵公務員積極作為、勇於任事；並建立新的一套制度進行考核、獎懲。

第三，政府當務之急應研究各財金部門如何分工協作，為香港的經濟發展，產業政策的頂層設計展開相互配合；同時，香港應積極與鄰近的深圳等同為大灣區的城市溝通協調，在合作中進一步挖掘自身的潛在優勢，在比較中確定自身的產業發展方向。

政府掌控土地以調節社會資源

香港是個資源稟賦相對匱乏的經濟體，其最大的自然資源為海港及海洋。海港資源經一百五十多年的開發，在全球化時代，香港的深水港在港口航運、轉口貿易、物流發展等方面成績斐然，享有航運中心的地位，其葵涌集裝箱碼頭的裝卸量曾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如今根源於內地港口碼頭的快速發展，加上成本較高、收費較貴、本地加工業凋零，本港的航運業、轉口貿易等好景不再。面對數碼化、智慧化的競爭，香港航運的優勢難以存續。

然而，香港對於海洋的利用卻未到充分的地步，相反，還處於初級階段。別的先不說，就是向海洋要土地這一項，不僅相比於發達國家自愧不如，就連內地的溫州、深圳都望塵莫及。香港素來寸土寸金，政府常感嘆手中無地，難以進行房屋建造以改善民生，卻「捧着金飯碗討飯」，在填海等可有效解決土地的途徑上裹足不前；反而在本無潛力可挖的中心區及被私人掌控的新界棕地上兜圈子。上屆政府提出的交椅洲填海工程「明日大嶼」計劃，卻被這屆政府擱置。究竟出於何種考量，外界無從得知，也不理解。

政府要利用土地開展改善民生工程、進行大型基建、推動創科發展並積累財政儲備，必須手中有地；而土地的來源，若只在現有的存量上進行零敲碎打、從私人手裏贖回，不但費力費時還費財力，而且受制於私人資本。為何不到大自然去索取？香港有廣闊的海洋，為何不從海洋去要地？填海，在技術上已完全沒有難度；而且祖國有「基建狂魔」的美名，什麼工程搞不定？

只要政府在哪個填海專案上開工，跟私人地主的博弈就會攻守易形，政府將從被動化為主動；一個有利於政府的嶄新局面將出現。一旦政府在土地市場中佔據主動地位，政府的財政狀況改善、科技發展要地、推進民生工程、基建專案的拓展等，便迎刃而解。

當然，在財政困難的當下，要政府舉債推進龐大的填海工程，其收益與投入的權衡是個難題。但俗話說：富貴險中求！何況，集思廣益之下，政府填海工程有很多辦法可想，可借用資本、私人的力量，未必需要政府全部將風險背在身上，完全可以將風險分散出去。可見，萬事俱備，只欠政府的魄力與膽識了！

重振股票市場

香港不久前還是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只是前一兩年才被鄰近的新加坡超越。新加坡的老三位子是否坐得穩，關鍵在於香港的股市能否從疫情之後重新振興。香港股市的IPO總額曾多年在全球名列前茅，這幾年受到美國對華金融戰、美元加息及內地經濟轉型的交織作用，香港的股市從成交量、恒生指數到IPO規模，都呈現萎縮狀態。香港股市在客觀、外部條件十分惡劣的打擊下，其對經濟的負面衝擊極其嚴重。除了影響企業上市集資、風險投資、政府印花稅收入、與股市相關行業的經營狀況等全產業鏈之外，關鍵一點是導致政府與私人財富效應的縮水。市民財富縮水最直接的結果表現為消費力不足。

香港眼下零售、餐飲等內需行業遭遇「滑鐵盧」，表面原因是港人北上消費成風，消費力北移；內在原因是港人的消費力下降。而消費力下降，除了近年來本地工資收入處於停滯狀態之外，股市、樓市雙雙「瀉火」，令到港人財富被大幅蒸發，成了另一個肇因。

從短期措施看，扭轉本地消費市場蕭條的治標之策，首推救活股市。之前政府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現在看來若泥牛入海，悄無聲息。在美國聯儲局利用高利息拿捏中國經濟連帶香港股市時，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政府救市。這次救市與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時期，與索羅斯對撼有本質的不同。第一它僅僅是一種托市，不是與炒家對賭，不是「你死我活」，政府沒有失敗的風險；第二它需要動用的金額不算很大。理論上說，政府只需在交易日入場三百億港元，即可拉抬日成交量達至一千三百億港元以上，足夠令市場信心恢復。如此，只需由政府牽頭的資金下場購入港股五個交易日，托市、重振股市的目的即可達成，至於救市資金的退出機制，有現成的「盈富基金」模式可供參考與運用。有了政府的「推動力」，加上美國聯儲局減息勢在必行，今年第四季度開始，港股將重拾升軌；香港經濟的沉悶陰霾、低迷氣氛將一掃而空，香港市場將觸底反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