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筆者接下來希望討論的議題甚少本地媒體提及，一份揭示歐洲共同市場未來的報告書。有趣的是，這份由被歐洲政界戲稱為「超級瑪利奧」、由意大利前總理及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圖）領導撰寫、長達四百頁、題為〈歐洲競爭力前景〉的研究報告（下稱「德拉吉報告」），在歐洲的討論亦不算多。筆者以為，原因不是這份報告不重要，反而是因為這份報告揭示了歐盟在多個產業競爭力的缺陷，也觸碰到某些甚具爭議的改革，討論的深度及廣度難以短時間處理而已。

看似原地踏步的救出劇

不論是否一個電玩發燒友，相信讀者與筆者一樣會接觸過任天堂開發的「超級瑪利奧兄弟」，每當瑪利奧以為順利打倒庫巴後，奇諾比奧會告訴你「我們的公主在另一個城堡」，然後又是下一個冒險。更甚的是，即使你完成了拯救公主的任務，這位碧姬公主卻總似是「原地踏步」的再一次被綁架，然後再一次要求瑪利奧（玩家）拯救。

如遊戲般一波三折，其實與歐盟及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軌跡相當類似。筆者喜歡引用愛爾蘭學者拉芬（Brigid Laffan）將以「歐洲的實驗聯盟」（Europe's Experimental Union）來形容歐盟整合過程，指出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反而更多是走兩步退一步的方式艱難前進，歐盟政體的發展路徑更多是回應當下的政治或經濟危機而非有一套完整的路線圖。以歐元區的發展為例，面對歐債問題及新冠肺炎兩次衝擊，歐央行的功能也由原來只着重調節歐元區的通貨膨脹問題，到今天接近美國聯儲局般以「量化寬鬆」的方式刺激歐元區投資及經濟的功能。事實上，筆者一直提到的「次世代歐盟」政策，也屬這一種拯救危機而衍生的政策︰在歐盟提供資金的前提上，各成員國提出改革經濟及產業結構的政策與計劃，並在數位及綠色產業上訂下投資基準，要求成員國在上述兩個關係歐盟競爭力未來的產業有一定比例的投資。這種由上而下的工業政策及投資政策，目的自然是希望拯救歐洲共同市場的競爭力，以免落後於美國以及中國。

「次世代歐盟」計劃提出已有三年之多，儘管歐洲執委會二月提交的中期評估表示，「次世代歐盟」計劃在二○二六年將為歐洲共同市場帶來額外百分之一點四的實質國民生產總值（real GDP），以及百分之零點八的短期就業增長，而成員國近半的新增公共投資也將由「次世代歐盟」計劃的撥款所推動。但正如「德拉吉報告」開宗明義指出，歐洲共同市場不論在生產力及人均勞動力，甚至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均不及同為已發展國家的美國，遑論在增長速度比得上近年發展迅速的中國。因此，即使在「次世代歐盟」計劃提出之初，歐盟經濟增長曾一度超過美國，但美國在二○二三年已重新趕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最新數字，二○二四年歐盟總體經濟增長為百分之一點一（歐元區則為百分之零點八），而美國預計的經濟增長為百分之二點七。一切的刺激經濟措施，一切提升歐洲共同市場競爭力的措施仿如泥牛入海，原地踏步。

德拉吉成為「國王新衣」的少年

關注歐洲共同市場發展的讀者可能不同意筆者的意見，畢竟在俄烏戰爭下歐盟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動力源︰相對廉價的能源，以及直接面對戰爭影響，能保持增長已是不容易的事。事實上，「德拉吉報告」亦指出，戰後歐洲經濟增長的三大外在條件︰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相當低廉的能源價值、美國保護傘下可大幅削減的國防開支，在新地緣政治格局下幾乎不復存在。除無法從俄羅斯進口廉價的石化能源外，美國內部政治不穩定及相對的經濟實力大不如前，也令歐盟諸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大西洋關係」的地緣政治紅利是否不再。而俄烏戰爭及新冠疫情對環球產業鏈直接及間接的影響、美中政經角力及已發展國家的內部政經問題改變經濟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各經濟體萌生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都令歐盟面對一個相對惡劣的外在環境。「因此，經濟增長不如人意，其實是自然不過的事吧？」相信這是不少政客的心底，甚至公諸於口的說話。

諉過於外人及外在環境藉以逃避問題，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常態，畢竟對政客而言接受自己的施政失敗比死更難受。但「超級瑪利奧」彷彿化身成「國王新衣」的那位少年，直接點出歐洲共同市場增長緩慢的「本地因素」︰因循守舊、政出多門、投資不足。先是因循守舊，「德拉吉報告」指出，歐洲與美國在創新及科技研發上最大的分別是，歐洲是在成熟科技上加強應用層面創新的中度科技研發，而美國更多是直接挑戰未知領域的激進科技研發。報告比較歐美二十年來投放最多研發資金的企業，可以看到兩地產業研發的轉變︰相對於歐洲多年來幾乎由汽車產業壟斷三大最多研發資金投放的企業，美國由汽車及藥劑業主導慢慢過渡電腦及互聯網產業。筆者強調，不是將資金投放在汽車產業研發有任何問題，而是欠缺對新興產業投放令歐盟在現時人工智能、網路安全、量子計算等這些高風險同時高增長的科研領域落後美國甚多。更重要的是，上述提到的科技不少是其他產業科研的基礎，歐盟在這些領域的落後間接在其他產業也備受挑戰。

至於政出多門其實是歐洲共同市場老生常談的問題。有別於一個主權國家，歐洲共同市場的管理分布在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例如，歐洲執委會負責審視歐洲共同市場的競爭行為及涉外貿易談判，歐盟成員國則負責國內公共投資、私人投資及招商工作。因此，雖然歐盟表面上是單一市場，但在促進海外投資、推動私人投資、落實公共投資方面，幾乎是二十七個國家二十七套制度。其次，因為成員國之間的公共財政及經濟規模的差距，例如根據歐洲執委會數據，德國及法國給予企業的國家補助超過其餘二十五個國家的總和，而歐盟一方面希望以公共投資增強總體競爭力，另一方面亦有政治壓力平衡甚至限制不同經濟規模的成員國的公共投資，否則只會造成單方面向大國傾斜，成員國之間的不協調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事實上，在公共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上，歐盟、美國及中國三者其實不相伯仲，但由於成員國之間欠缺溝通及政策互補，未能發揮歐洲共同市場的規模經濟優勢。成員國各自為政，也直接影響成員國吸引海外投資者的能力。

打怪升級同時也需資本增強裝備

當公共投資及海外投資因成員國欠缺協調而未能產生協同效應，相同的問題在歐洲私人投資市場更為顯著。根據歐洲統計局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數據，美國在公共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比歐盟總體多百分零點四，但在私人投資的差距卻是百分之一點五。另一方面，即使歐盟在總體居民存款總額及存款率均比美國為高，但在財富增長率上卻差距甚遠，原因是歐盟居民將存款轉化為投資的回報甚低，加上歐美兩地在退休金制度的差異，令歐盟居民持有債券、股票或基金等投資產品的比率僅佔財富的百分之十七，而美國則為百分之四十三。因此，當大部分的私人存款只是留在金融機構賺取利息，而非轉化為金融市場的流通資金或企業的營運資本，私人企業可以用於科研、產業升級的資本自然不足。

割裂的歐洲資本市場、欠缺與職業薪酬掛鈎的私營基金及個人退休投資產品、以向銀行借貸而非公司股本作為集資手段等，均是「德拉吉報告」提出歐洲金融市場的根本問題。而低效的金融市場，較具潛力的歐洲初創企業選擇另走他方集資，市場上欠缺一些具投資潛力的企業，進一步降低投資者的投資意欲，造成惡性循環。事實上，歐洲並不是沒有好的初創企業，而是當它們希望進一步集資升級其產業及技術時，往往因為希望從美國股票市場集資，而將發展重心放在美國市場，或是在成為獨角獸前就被其他國家的私募基金直接收購，為他人作嫁衣裳。

當然，正如「德拉吉報告」指出，即使歐洲共同市場成功協調公共投資，促進私人投資，歐洲共同市場在不同產業及領域仍有待加強，部分問題也不是單以金錢投資就能解決。然而，正如很多角色扮演遊戲一樣，角色實力固然重要，有資本購買適當的裝備同樣重要。假如次世代歐盟的首部曲是透過定下歐盟工業政策的重點，要求各成員國寫下自己的升級路線圖；那麼二部曲就是在落實升級路線圖的同時，籌集資本購買拯救公主時所需的裝備及魔法捲軸，這也許正是邀請歐洲央行前行長撰寫提升競爭力報告的背後原因。

當然筆者最感興趣的是，連同早前撰寫「雷塔報告」（Letta Report）的意大利前總理雷塔（Enrico Letta），以及傳言會在新一屆歐洲執委會負責統籌「次世代歐盟」計劃的菲托（Raffaele Fitto），均是意大利人，是意外還是表明在經濟發展層面傳統由德國主導的時代已經完結，次世代歐盟經濟將以「法意軸心」體系主導，相信這是另一個歐洲共同市場前景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者為Orientis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