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末之前的中國與琉球締結了長達五個世紀的宗藩關係，該關係於一八七九年因明治日本單方面併吞琉球而終止。滅亡後的琉球在「日本新政」下被改為「沖繩縣」，並延續至今。其後清廷與明治日本就琉球的歸屬問題曾經展開了多輪談判，但最終未能就「分島案」雙雙簽署條約而告吹，是為中日之間的「懸案」。自此，中日雙方迄今亦未再就琉球問題再次坐到談判桌上了。

新中國支持「沖繩歸日」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美軍登陸沖繩，並實施佔領及統治，直至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將之移交日本。順帶一提，美治時期官方名稱將「沖繩」（Okinawa）改回「琉球」（The Ryukyus）。其間，台灣外交部於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發表聲明，對美國未根據《開羅宣言》，即未與同盟國經商議確定，就擅自將琉球單方面交予日本，表達「至為不滿」的立場。此後，誠如二○一三年台灣外交部對日本共同社記者的書面回覆一樣，「此立場迄今不變」。換言之，台灣並未正式承認琉球（台灣官方至今仍使用「琉球」）歸屬日本。不過，某種意義上，台灣政府實際上也默認了日本對沖繩的管轄權，二○一三年四月簽署的《台日漁業協議》就是根據日本劃定的沖繩海域範圍的基礎上通過談判而達成協議的。

至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冷戰時期的五六十年代基於「支持沖繩人民反美鬥爭」，而傾向支持沖繩人民要求復歸日本的運動，在此延長線上，就沖繩地位的認知，也就傾向「沖繩歸屬日本」的立場。

譬如，時任外長周恩來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的《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議的聲明》，就指出「草案一方面保證美國政府除保有對於前由國際聯盟委任日本統治的太平洋島嶼的託管權力外，並獲得對於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硫黃列島、西之島、沖之鳥島及南鳥島等的託管權力，實際上就是保持繼續佔領這些島嶼的權力，而這些島嶼在過去任何國際協議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的」；又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中，在談及日本興起的群眾運動時，也列舉了「日本的領土沖繩的復歸運動」。

「琉球牌」新海洋戰略下呼之欲出

換言之，「沖繩歸日」是新中國就沖繩主權地位的基本立場，該立場也反映在其後的「三不」：一、不反對美國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將琉球北部的奄美群島率先移交日本（台灣外交部發聲明反對）；二、不反對一九七二年五月美國將其餘的琉球群島移交日本（台灣外交部再發聲明反對）；三、中國外交部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表的聲明只抗議美國將釣魚島移交日本，並未抗議美國「歸還沖繩」予日本。此外，在此之前的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就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亦並未涉及沖繩問題。

不止於此，與台灣相異的是，自一九七二年中日關係正常化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官方迄今未曾就琉球／沖繩的地位發表過任何異議，且官方也一直使用「沖繩」，而非「琉球」至今。重點是，既然如此，又如何出現所謂的「琉球牌」呢？

就「琉球牌」出現的歷史背景，堪稱是在中國重建海洋戰略及「中國崛起」態勢逐漸明朗的脈絡下浮現出來的。一九七八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八十年代在劉華清的主導下中國開始積極推動海軍現代化，到了九十年代開始進一步重視中國周邊海域以及「第一島鏈」等地緣政治上的價值，也重新構築中國新的海洋戰略。在此脈絡下，充斥着美軍基地的沖繩在中國海洋戰略上的重要性、過去與中國密切的關係，以及近代以來沖繩的悲情命運，也就開始被中國學術界及社會所逐漸關注。

大陸學者首倡「琉球地位未定」

具一定官方背景，而開始質疑沖繩地位，且受到日本關注的，其嚆矢應為二○○五年八月，從事抗戰史研究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在外交部轄下的《世界知識》雜誌發表短評〈琉球謎案〉，開門見山地指出「琉球王國變成日本的『沖繩縣』，是軍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戰後日本從美國手中接收琉球群島，同樣缺乏國際法依據」，最後得出了「從主權歸屬的合法性考察，『琉球地位並未確定』」的結論。

徐教授的言論引起沖繩第一大報《沖繩時報》的留意，其後該報遂與徐教授接觸，並於二○○七年五月十日刊登了徐勇的訪問。徐在訪問中，仍然堅持「琉球地位並未確定」。猶記當時徐教授還就該報的採訪稿內容，徵詢了筆者的意見。此訪談見報後，引發沖繩學術界與社會的進一步關注。

值得指出的是，二○○五年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國各地首次爆發了反日遊行，在上海的遊行隊伍中，就首次出現了「還我琉球」的傳單。換言之，中國社會開始質疑沖繩地位，是伴隨着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崛起大環境下，以中日「歷史問題」為切入點，作為「對日鬥爭」的一張牌而掀起的，這就是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琉球牌」的濫觴與特徵。

首波「琉球再議」的「官方」色彩

到了二○一○年發生了中日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海域撞船事件，以及二○一二年發生了日本對「尖閣諸島」實施「國有化」措施，中國先後再度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反日遊行，中日關係也進一步惡化，並跌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谷底。在此過程中，中國社會質疑日本對沖繩主權呼聲的頻率大幅度提升，媒體文章此起彼落。

二○一○年十月十六日成都反日遊行中出現「收回琉球，解放沖繩」的橫幅；二○一二年八月十八日北京日本駐中國大使館門外的示威遊行，也出現「收復琉球群島」的橫幅。更值得關注的是，二○一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央電視台《海峽兩岸》播出了「琉球不屬於日本」的專題節目，這是中國大陸國家級官方電視台首次直截了當地質疑日本對琉球主權的合法性。

至此，「琉球牌」的功用，從應對「歷史問題」，擴大到了應對釣魚島的領土紛爭。惟此階段的「官方」色彩仍較模糊。真正導致全國性媒體、網路空間排山倒海「熱議琉球」現象的，非二○一三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的中國社科院張海鵬、李國強的署名文章〈論《馬關條約》與釣魚島問題〉所引發的效應莫屬了，該文強調不僅釣魚島要回歸中國，「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恰巧一周後的五月十五日，「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在沖繩當地揭竿成立，雖非直接的因果關係，卻也間接地為中國這波「再議琉球」的正當性提供了注腳。

中國官方選擇不直接背書

《人民日報》的文章一出，不僅將這波呼籲「琉球再議」的熱議在中國社會引向高潮，也引發中日兩國政府自從一八八○年代以來就「琉球問題」的首次交鋒。

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批評《人民日報》該文「缺乏見識」，並透過外交管道向中方提出抗議。有備而來的中國外交部時任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將該文定位為歷史學者的研究，稱「琉球和沖繩的歷史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問題」，並一錘定音：「（中國）在有關（琉球）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才使這波令官方不得不出來澄清的「琉球再議」，從高潮逐漸退去。

如上所述，自二○○五年起中國學術界開始質疑日本對沖繩的主權，此一時期的「琉球牌」若隱若現，是為中國正式開打「琉球牌」的前奏。而正式亮出「琉球牌」的，則是二○一三年的《人民日報》引發的「琉球再議」熱潮。

不過由於官方未敢直接公開背書，也使得這波「琉球再議」的高潮無以為繼。儘管如此，官方仍然繼續鼓勵學術界進行討論，兩本從國際法的視角質疑日本對沖繩主權的著作《國際法上的琉球地位與釣魚島主權》（羅歡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一五年）及《琉球地位—歷史與國際法》（劉丹，海洋出版社，二○一五年）相繼問世。

（二之一，未完待續。作者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