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滿意率是百分之二十七，比去年的《施政報告》下跌七個百分點，是二○二一年十月以來新低；不滿意率是百分之四十，與去年一樣，是二○二一年十月以來新高；滿意率淨值是負百分之十三，比去年下跌七個百分點，是二○二一年十月以來新低；對《施政報告》的評分是百分之四十二點四，下跌兩個百分點，是二○二一年十月以來新低。

如按特區政府和官員過去一段時候的表現，可算悉力以赴，但似乎力不從心。究其原因，可見當中有若干結構性問題。

房屋、人才的結構性問題

例如劏房，現存大約十一萬戶，不可能一下子取締，所以港府定下標準，不小於八平方米，獨立廁所需要通風，須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等。可是，如按此標準，仍有大約三分之一劏房不合格，到時如何處理？此外，港府把合資格的劏房名為「簡樸房」，但市民質疑，改了名字是否等如於改善了劏房的質素呢？

又如購買居屋，過去兩次抽籤向隅的人士可以多獲一個號碼，表面上增加中籤機會；但由於供求仍然嚴重失衡，成功的機會也不高。加上不同性質的申請者有不同優待（例如有初生兒優先選樓），多一個號碼只是多一點安慰而已。

又如舉報濫用公屋可獲三千元，但舉報後可能引致報復或其他不便，也是不能同時解決的問題。

另一個市民關注的範疇是人才輸入。近年大量港人離開，港府用輸入專才或優才填補，體力勞動的名額也有。外國也有類似做法，但不同的是，外國一般要求申請人先找到工作，才批出勞動簽證；但香港則是先讓申請者來港，再找工作，如今還增至三年。結果，調查顯示有大約三至四成申請者來港後一年仍找不到工作。

此外，如何保證輸入人才的質量？這不是單靠學歷就可以驗證的問題。《施政報告》增加內地十三家大學的畢業生也可以申請來港，明顯比以前的要求寬鬆，即門檻不斷下降。這種不叫「騰籠換鳥」的李代桃僵，效果也許打了折扣。

《施政報告》又提到打造「留學香港」品牌，以獎學金吸引境外學生來港。但按計劃，將以東盟和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為主，而不是先進國家的優異生。這原則上沒有問題，但據內地經驗，這類獎學金計劃多是配合外交需要，打好跟有關國家的關係，獲得獎學金的學生不一定是專業人士。

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放寬八家資助大學取錄非本地生的限額，倍增至核准學額的四成。如今，這八家大學的非本地學士生平均佔本地生約百分之二十三，較上學年增加大約四個百分點，日後還會增加。與此同時，假學歷的問題近年正困擾香港各家大學的招生工作。然則，香港的大學教育資源怎樣才能運用得當呢？

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市民認為《施政報告》首要處理的問題，依次是經濟、民生、政治、政府（管理）和房屋。所以，《施政報告》在經濟發展的着墨不少。例如設立一百億創科產業基金；北部都會區提速發展；把與深圳毗鄰的河套區發展為產業、學術和研究平台；向中東等地吸納投資等。按過去一年表現，香港已重回「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首位（據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二○二四年度報告》）。此外，股市重回全球第三位置，吸納人才重入十大，排第七。凡此種種，可見香港在重重壓力之下爭取主動。

不通民氣，就不會同聲同氣

不過，這涉及香港經濟的方向和基調問題。過去一段時候，內地要求香港成為國際八大中心，除金融、貿易和航運三大中心之外，還有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仲裁中心等。原意是讓香港的功能多元化，增加更多發展機會。可是，這些中心由「三大」變成「八大」，一下子又令香港分散焦點，資源調撥也有問題，影響了「三大」的部署。

如今，《施政報告》又有所調整，重點仍是「三大」，去年提及的《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忽然沒有下文。文體旅局局長楊潤雄在網上承諾今年內公布《藍圖》。北京近期也不再催促香港落實「八大」，以免影響「三大」的基調。談到這個問題，令人關注香港的財政儲備，雖然時增時減，但疫情之後不斷下降，回復疫情前水平看來頗有難度。這也不可忽略。

綜合上述所說，市民感到《施政報告》的宏觀政策不可能有太大變化，而微觀政策和措施則不能協助市民解決問題，只屬小修小補，所以中期希望也不敢說，更遑論長遠目標。值得關注的是，《施政報告》除了強調「反恐不鬆懈」之外，涉及政治的內容甚少。這可以解讀為「由亂到治」已達目標，二○二七年的政改方案又不用現在討論，所以毋須多談政治。可是，過去幾年由於政治矛盾而導致民心不暢，至今仍然存在；不通民氣，就不會同聲同氣。說到底，經濟民生乃市民的現實訴求，但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乃市民的心底訴求，難以迴避。

最後一提的是，雖然《施政報告》的評分下跌，但特首李家超的民望支持率淨值卻上升六個百分點。一來因為他要顯示親力親為，二來因為市民會拿林鄭月娥比較；李家超上任後，政治矛盾衝突沒有重現，社會反對情緒自然減少。可見，靜而後能思，思而後能得，此之謂也。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