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田集
和德語教師Y女士相識,是二○一八年四月。那以後,雖遭遇了新冠疫情,但我們一直保持着密切聯繫。和我認識的其他幾位德語教師相同,Y女士也是說話非常嚴謹的人。準確地說,她給我以嚴謹的印象,還不在於見面時的一些日常會話,更多的是在她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對政治、歷史、文化、文學以及藝術闡明其看法時。
去年一月二十日,東京開始上映德國電影《為了希特勒的屠殺會議》(德語原題:Die Wannseekonferenz;英語原題:The Conference)。開始上映的一周前,我發郵件告訴了Y女士,她立即回覆:「當然要看。」一月底,我觀看後發郵件給Y女士,談了自己的一些感想,比如,納粹政權召開軍政聯席會議,決定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地屠殺猶太人,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希特勒自殺(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的三年三個月前,這令我吃驚。我還寫道,納粹為什麼要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我還是弄不清楚。幾天後,收到Y女士的電郵,她說她也看過了《為了希特勒的屠殺會議》,還問我:「沒有預備知識,看得好嗎?」
和德語專家、歌德研究專家的Y女士相比,即使在納粹問題上,我顯然也是非常缺乏知識的。儘管,我二十多年來一直關注這一問題,思考這一問題。二○一五年二三月,東京隆重上映法國著名導演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四集長篇紀錄片SHOAH(一九八五年製作),我毫不猶豫,提前購票,看了兩次。長達九小時二十七分鐘的SHOAH,拒絕使用當年的紀錄圖像,也拒絕使用感傷的音樂,僅由奧斯威辛等集中營的猶太人倖存者、當年在集中營擔任「管理」的納粹黨衛軍隊員及波蘭農民的證言構成。後來,我還借了收有電影全部台詞的書閱讀。SHOAH給我的衝擊,足以讓我一生關注納粹屠殺猶太人這一問題。記得很清楚,我還就這部電影請教了著名歷史學家吉見義明先生。
二○二一年,偶然讀到著名作家安西篤子女士的散文—〈那天,我看到了希特勒〉。今年九十七歲的安西女士,一九二八年跟隨父母前往德國,先住在漢堡,後搬到柏林。安西女士回憶,在希特勒權勢增強的一九三三年的某一天,父親帶着六歲的她去了希特勒的寓所前。她詳細寫道,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當希特勒出現在二樓的露台上時,樓下聚集的群眾一邊向他揮手,一邊在喊着什麼;對群眾的歡呼,希特勒揮手致意。安西女士的印象是,場面很熱烈。在安西女士的記憶中,聚集的那些群眾大多是十七八歲到二十出頭的年輕女性;她們是金髮、白皙的皮膚、身體豐滿的女孩子。安西女士寫道,女孩子們不能說美,給她的印象是,「樸素而單純」。約三千五百字的文章的最後,安西女士寫道:「希特勒和猶太人的關係,我怎麼也弄不明白。奧斯威辛的悲劇,那麼大的悲劇,是怎麼發生的?」
這篇散文,是我這三年多來最用心、反覆閱讀的文章。我也弄不明白,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為什麼要在東部戰場已非常吃緊的時候,開始大規模、有組織地屠殺猶太人?後來,我又去電影院看了兩次《為了希特勒的屠殺會議》,但還是理解不了希特勒以及當時大多數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刻骨仇恨。當然,這部電影的製作意圖,如導演所說,主要是在「向觀眾傳達參加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軍政聯席會議的納粹政權高官們對屠殺猶太人毫無道德上的顧慮」這一點。
看電影,我最重視的是第一次觀看時的感覺,我從來不會為了理解電影中的故事背景而去事先查資料,獲取預備知識。看不懂,或者是看得好,經常會去看第二次、第三次。這第二次、第三次的觀看,必定讓我能更好地理解導演的製作意圖。
看了三次《為了希特勒的屠殺會議》後,我去圖書館查了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撰寫的長達一千九百頁的巨著《希特勒》(日文版,上下卷),找到了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的會議相關的內容及圖片。翻看這本書,知道電影的主角—主持會議的黨衛軍大將萊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當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布拉格遭到暗殺,六月四日死亡。他的葬禮是國葬,在柏林舉行,希特勒親自參加,並對其家屬表示了慰問。
三月下旬,我和Y女士一邊散步,一邊談起這部電影。說到海德里希的暗殺,我說,看《希特勒》那本書的圖片說明,好像是從英國回來時被暗殺的。Y女士立即說,他不可能去英國的,如果他去了英國,在英國就被殺掉了。Y女士告訴我,海德里希是被以英國為據點從事抵抗納粹活動的捷克人暗殺的。那天晚上,我在圖書館翻閱《希特勒》,海德里希葬禮的圖片說明是:被從英國乘飛機回來的捷克的愛國者暗殺。
我真是個粗心的人!連圖片說明的一兩行文字都沒仔細看。
差不多一年過去了,我經常想起Y女士問我的那句話:「沒有預備知識,看得好嗎?」我佩服Y女士對知識掌握得那麼嚴謹、準確,從她那裏,我經常能學到一些什麼。記得那天散步時,她還給我分析了希特勒非常器重當時年僅三十七歲的海德里希的原因。
不過,關於看電影時的「預備知識」,今後我也不打算去獲得。對某個電影有興趣,想看,可能是因為喜歡那個導演,也可能是因為海報中的一兩行文字。事實上,二○二○年夏季以後的三年半,我在東京及近郊的五六家電影院看了差不多二百五十場電影,但沒有一次事先為看哪個電影查過資料。我的這一習慣,倒使一部分電影給我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力。
二○二○年十一月的一個中午,我在一個大學的學生食堂吃過飯後,拿出偶然得到的一部紀錄片的小海報翻了翻。僅是因為紀錄片的主人公去過越南戰場,而且他在戰場上拍攝的照片獲得了普立茲獎,我便臨時決定去幾十公里外的惠比壽這個地方看這部電影。
電影是Sawada,記錄隨軍(美軍)攝影記者澤田教一(Sawada Kyoichi)的一生。
沒有預備知識的一時的衝動,讓我和這部電影相遇。這是我三年半看的二百多部電影中給我的精神以最大衝擊的電影。這裏特別一提,按照電影中的介紹,在香港外國記者會裏,掛着十五位功勳卓著的新聞攝影師的大幅照片。按順序,澤田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羅伯特.卡帕。
(本文圖片由韓應飛提供。作者為日本中央大學兼職講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