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血案令我回想起一段親身經歷：就在二○二○年十一月份發生蘇屋邨荷花樓母親割煤氣喉令自己和一對年幼子女中毒身亡後，恰巧我在診所也遇到相似個案。

當事人是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有一對念小學的兒子，丈夫是裝修工人，經常要回內地工作，因為新冠疫情，丈夫差不多要好幾個月才回港一次。事緣學校發現那兩兒子經常缺席，經社工了解才知道媽媽不讓他們上課。此外媽媽行為古怪，經常把大門的門鎖換掉。丈夫很辛苦才把太太帶到診所求醫。

經過評估，太太患上妄想型的思覺失調。我發現患者病識感很低，不願意跟從醫囑。於是我分別寫了轉介信到醫管局的專科門診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因為私人執業並沒有社工和社區護士協助跟進，而這些對於當事人的家庭是十分重要的。

過了幾天，丈夫告訴我醫管局門診排期需時，而社區中心沒有受理太太的求助，原因是個案社工「放了長假」。

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病人所屬聯網醫院的顧問醫生，他二話不說就協調了同事去跟進病人。我心中十分感激這位顧問醫生，因為他是少數以醫者為懷、兼有俠義心腸的資深醫生。

但我心中始終認為社區中心的安排有點不妥，於是我寫了一封電郵，對中心作出投訴，但我一直收不到回覆，直至我把電郵轉發給社會福利署署長。

「我不想荷花樓事件重演！丈夫要工作的，不能長期逗留在家看着家人。

「我多次致電社區中心，一直不得要領，想找肯負責任的同事難過登天，幸好我有辦法直接找到肯跟進的醫院同事。不過普通市民如何是好？

「事實上這不是單一事件，我之前也碰到過類似問題。社區服務形同虛設，有名無實。」我跟調查投訴的社署同事說。

精神科如何處理「高危一族」？

好了，說回荷里活廣場殺人事件，一般來說，精神病患者並不存在高暴力傾向，大約只有百分之十的患者有此現象，而當中六成都是患上思覺失調症，而其他則包括抑鬱症、濫藥引致思覺失調，自閉症障礙加上被害妄想（如台灣已經伏法的鄭捷），反社會人格障礙等。這些有暴力傾向的患者通常有以下特徵：不按時覆診和服藥、有濫藥習慣、之前有暴力記錄等。思覺失調中最為危險的是妄想型—患者有被害妄想，無時無刻感到被嘲諷陷害，思想行為受到外力控制，患者往往為了報復和自衛而採取暴力。

那麼精神科服務如何適切地處理「高危一族」，以致盡量減少這類隨機殺人的事件？

回顧香港的精神科發展：一九八二年六月份長沙灣元洲街邨（現稱元州邨）出現了一個精神病患斬人事件，李姓兇徒先在家斬死媽媽和妹妹，再衝到樓下的「安安幼稚園」，亂刀揮斬小孩子，李某之後還走到街上狂追途人，展開一輪的隨機斬人，直至警察開槍才能把李制服。這次是香港至今以來最轟動、與精神病患有關的暴力事件，一共造成六死四十四傷，而四名死者是幼童。

李某一直患有思覺失調症，事實上他已經停止覆診服藥了一段時間，只是家人代見醫生。

有鑑於此，醫務生署作了檢討改革，成立了「優先跟進系統」和「特別護理系統」，根據病人的臨床情況、過往暴力傾向、嚴重性和刑事暴力記錄等風險程度分類，加以跟進護理。

這些年間，香港也跟隨全球性的精神科服務趨勢作出改革：盡量減少病人留院時間，加強社區治療和康復，發展出「個案管理計劃」和「社區專案組」等模式的治療。不過社區治療的模式一直存在爭議：精神病患者往往在社區被標籤和排斥，還有一些病人根本有需要長期接受院舍庇護，但這需要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對此作出識別。

「成也是人，敗也是人」

二○一○年五月，葵盛東邨發生精神病患斬人事件，一位有定期覆診的李某，整天感到鄰居騷擾他，當他在行樓梯時，只因一位婦人隨意的一句話，他就拿出自衛的軍刀殺人，他之後更刺死管業主任，和刺傷三位街坊。事後，李某怪責房署不替他調換單位，又投訴被鄰居針對作弄。

這事之後，政府就在全港十八區成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原意是希望有「一站式深入社區」的服務模式，更能無障礙地為患者、家屬甚至鄰居，提供適切的援助，令到有暴力傾向的患者，能及早有效地被識別和跟進。

筆者一九八九至二○一一年間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見證了這些年來，無論在醫療環境、設施、服務理念和人手都有着顯著改善及擴充。不過近幾年來，醫護人手因為移民等原因而變得短缺，更令前線同事疲於奔命。

畢竟精神科治療「成也是人，敗也是人」，精神科跟中醫相似，着重「望聞問切」，很難依賴先進的檢測儀器來作出診斷，精神科服務也較難量化和界定「關鍵績效指標」。政府再撥更多的金錢，核心總是離不開醫護人員和社工的質素，足夠人手當然重要，尤其是有經驗肯用心的同事，因為有足夠臨床經驗，加上「快、狠、準」的判斷，才能真正平衡患者的最佳福祉，和市民的人身安全。

畢竟有「人才」才能真正善用公帑，病人才能得到適切有效的治療，社會上才能有妥善的危機處理。可惜以筆者個人經驗，公營機構根本不太看重和珍惜醫護的臨床經驗和能力，以筆者的愚見，醫護人員的質素，最重要就是用心、負責任、肯承擔等素質，不能單以開會討論等來分散每個持份者的責任。

此外，我認為在制度上要加強不同部門的溝通合作，打破部門機構間的各自為政，減少官僚化的你推我讓，因這些情況都會令到服務「碎片化」和「形同虛設」。

畢竟，整個社會不能單靠醫護人員、社工就能避免悲劇重演。事實上在我成長的六七十年代，左鄰右里都能互相照應，不像今時今日的冷漠疏離。

我想說，其實社會上每個人都是「持份者」，若能闡揚彼此守望相助、關顧支持，發揮智、仁、勇的情操，如荷里活廣場案內的廚師一樣，才能實踐掃除因暴力戾氣和孤立無援而演化出來的慘劇。

（作者為精神科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