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主角生活在一個中產家庭，他有一個成績好、有音樂天分的弟弟。父母對他有要求：做一個像弟弟一樣的模範兒童（trophy kid）。可惜哥哥不是讀書和音樂的材料。品格單純、心地善良的哥哥，從不會忌妒成績比他優異的弟弟；反觀弟弟為了自保，對哥哥種種悲慘遭遇如隔岸觀火、把自己置身度外。而劇中的父母，卻對少年主角實施了「高危的家長管教」：苛刻、高批判、排斥、忽視、否定、冷嘲熱諷、過份體罰。至於正面的保護因素，包括支援性親子關係、正面持續的紀律、觀察監督等等，一律欠奉。在父母這種教養下，少年主角受盡身體和心理上的虐待。父母婚姻關係緊張，不時爭執，這也是孩子精神壓力的來源。

劇中哥哥相信只要每天寫日記、努力學習，成績就會變好，令父母再度接納自己。但原來成績不好，也是學童精神健康風險之一。當孩子成績不好，自我形象自然低落，影響他跟其他同學相處。

劇中少年主角最後因為學業壓力太大，令他每晚都睡得差，上課時精神委靡不振，因而被老師責罵，被同學恥笑，但一直沒有人去關心少年主角上課瞌睡的背後原因。校園缺乏關愛，也是青少年精神健康高風險之一。

筆者曾經遇過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Fanny，中學被派到去一間傳統名校。Fanny初時對自己能身為這學校的一分子感到很雀躍和有一份飄飄然的優越感。可是好景不常，幾個月之後，因為發生了一件很小的誤會，Fanny受到她好朋友們排擠。

起初Fanny很傷心，後來想通了，便積極的投入各項活動去突出自己。起先她還應付得來，但很快就感到疲於奔命。跟劇中年少主角一樣，她因為長期睡眠不足，上課打瞌睡，聽不進老師上課的教學。疲憊的Fanny放學回家，根本不能集中精神溫習功課，在壓力的惡性循環下，本身學習成績不錯的她成績退步了！到了這個地步，Fanny更被她的朋友落井下石。

「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兒割手！」鋼琴老師對媽媽說。

原來每當Fanny在學校遇到挫折，就會用自殘來發洩。Fanny不敢告訴學校的社工或老師，因為萬一被標籤了，她以後在學校更會被視為異類，在同學之間更難有立足之地。

「你為什麼不開心？」筆者當時問。「我想自己叻，我想自己突出，想自己成為被羨慕的對象！」Fanny坦白地說。

以愛而非競爭作為知識的源頭

其實這也難怪Fanny，她的學校標榜成績、追求卓越傑出。其實學校整體成績優異，並不只有正面的價值。在追求學業傑出的同時，我們不可忘記其潛在的陰暗面：當中因競爭而形成的自私和貪婪，可以使一個人變得自以為是。大家不妨想想聰明絕頂牟取暴利自肥的華爾街大鱷，跨國企業權傾天下之執行者與策劃者，還有那無孔不入防不勝防的有毒產品……這一切都和知識、成就、傑出有關！

有人說，好奇心是知識的源頭，畢竟人類是尋根究底的動物。可是權力和操控也可以是知識背後的源頭和激情。當知識加上權力操控的激情，不難想像那會是多麼可怕的後果。不過若知識背後，是以仁愛為初心，果效就大大不同：它能夠把四分五裂的人性及世界再次建立和更新。知識不再被濫用與操控，而是整合與連結。

二○一六年，政府面對自殺率高企的校園，專家提倡由老師為有自殺傾向的學生「守龍門」。筆者卻認為更多的政策和行政手段，只把老師和社工累壞。

事實上，我們有可能把標榜傑出和卓越的校園，轉化成一個同時也是學習愛的地方。因為有愛作為知識的源頭，年輕人就有把知識統整及轉化為智慧的能力。那麼年輕的一代能愛己愛人的同時，也能變成不單有知識而是更有智慧的人。

劇中少年主角發現自己不能集中精神學習時，他主動要求媽媽帶他去看精神科醫生，可惜他換來的是再次被否定：「你沒有精神就看精神科醫生？精神科是給黐線的人看的！」

這對話恰恰反映一般人對尋求精神科治療的負面標籤。

二○二三年中大醫學院的社區調查報告指出，平均每四個兒童及青少年中就有一個有精神疾病，近半數的照顧者不願意尋求專業的幫助：他們即使發現兒童及青少年出現臨床精神疾病徵狀，仍不願意向專業人士求助，原因包括認為問題不嚴重、怕被負面標籤或不清楚求助途徑等。

香港大學在二○○六年的一項研究自殺個案調查，發現九成人患上精神病，而當中三分之二患上抑鬱症。當抑鬱症未被自己、家人和學校察覺，導致症狀不斷加劇，情緒低落和負面思維讓患者感到絕望，從而走上絕路。自殺念頭從簡單的想法變成實際計劃，最後無法控制，這中間有一個發展過程，接受治療可能會改變結局。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大醫學院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教授熊思方醫生表示：「在制訂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政策時，我們需要家庭和學校的參與，亦要多加留意父母精神健康情況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影響，以及學童有否出現睡眠失調和成績倒退或經常缺課等學業問題，這些都是精神健康受困的早期警號，宜及早介入。學校亦應優先考慮學童的心理健康和適應力，避免側重學業成績。」

所以當有些專家說自殺不一定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這何嘗不是對精神科的標籤？精神科醫生往往被邊緣化為僅僅開藥的機器。事實上，精神科醫生會對個案進行全面評估，並制訂全面的治療計劃，如藥物治療、社會和心理治療等。

不應逃避專業治療

去年十二月，衞生署提出的應急方法包括三層介入，其中嚴重和緊急的個案應立即轉介到精神科醫生門診。根據前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部門主管陳國齡醫生同月在電台節目《香港家書》說：「其實這是一向常規做法。然而，前線的工作經驗讓我們明白，配額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很難獲得父母同意將緊急個案轉介到精神科門診就診。即使就診後，父母也常常不接受高度實證和有效的精神科藥物治療，延誤了治療的機會。當個案嚴重到需要住院觀察治療時，往往也被父母拒絕。」

失去摯愛是一件很痛苦，卻十分常見的事。一般人遇到這種情形，通常會經歷一段時間的悲傷、麻木，甚至罪惡和憤怒。不過這些感覺通常會隨着時間消逝，讓人得以走出傷痛。

再回到電影中，被看為屬於「人生失敗組」的哥哥死了，可見問題解決了嗎？當然沒有！在電影中，哥哥的自殺是一種忌諱，可能很多人都會認為時間會把事情沖淡。而精神科諮詢委員會前主席黃仁龍去年十二月於《明報》副刊上亦提及電影《年少日記》，認為多人認識到議題是好事，但呼籲不要過份關注，因為如果不斷提及，可能會為輕生者家人帶來二次傷害和連鎖效應。

對於這番言論，只可以處理一般的哀傷。不過對於複雜性哀傷（complex grief），事實上並不一樣！

電影中一家三口從來沒有提及哥哥的自殺，更痛心的是，媽媽事後毫無交代地離開了家庭，弟弟受到雙重失去摯親的痛苦。自此之後，弟弟不再追求成為「人生勝利組」，他和爸爸的關係也變得冷漠疏離。

父母失去孩子，是痛中之痛，是言語無法表達到的哀傷。弟弟失去哥哥，何嘗不是一樣？

戲中的弟弟一直活在這個夢魘裏，這份哀傷埋藏在心底，沒有一個出口位。這種感覺讓弟弟感到很無力，情感麻木，對自己的人生失去信心，從他對太太懷孕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來：「我不知怎樣做一個爸爸！」令他太太很痛心失望，也令他原本美好的婚姻觸礁，再次陷入孤獨中。我覺得弟弟很有可能患上是持續複雜哀慟疾患（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未曾處理的哀慟會讓人陷在痛苦的情緒，戲中的弟弟十分憎恨討厭父親，對人麻木抽離、不容易相信別人，會自責內疚。我相信複雜性哀慟，同樣影響身為施虐者的鄭爸爸，和選擇離開家庭的鄭媽媽。

當然我們不可以像開玩笑一樣把「自殺」這詞整天掛在口邊，但同樣也不可以大事化小這樣去處理「自殺」帶來的哀傷。複雜性悲傷不是普通樂觀思維和健康生活習慣加上時間等就可以消除，當事人是需要靠專業協助，甚至藥物，才能走出幽谷，重新上路，勇敢地面對人生。

（作者為精神科專科醫生。）